爱华网本文为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高管培训项目主任盖伊·哈斯金斯对查尔斯·汉迪的专访，最初发表在伦敦商学院编辑出版的《商业战略评论》2007年春季号。哈斯金斯的访谈围绕汉迪《新慈善家》和《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两本新著展开，汉迪阐述了自己对商业人士素质、成长和成功标准的见解。
查尔斯.汉迪
新慈善家 哈斯金斯：《新慈善家》一书主要讲的是英国慈善家的故事，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汉迪：现在的英国正在发生百年未有的变化，出现了一批白手起家的新富豪。上一次类似的浪潮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但现在这批人更年轻。他们大多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15年左右之后把它们卖给别的大公司，去寻求更好的发展。他们手头有数以百万计的现款，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渴望再施展一下身手。他们还想再从头来过，重新创办一家公司吗？有些人可能会，但有些人说：“我想做点别的事情，一些更直接更有效地造福于社会的事情。” 我们的受访者滔滔不绝地谈论如何开创新局面。创造财富，创办公司也是开创新局面，但他们现在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中，做一些政府无暇顾及，大多数私人企业又觉得无利可图的事情。于是，他们成为了社会企业家（socialenterpreneurs）。我认为这非常棒，我们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已经达到了富足的程度。很多人的钱多得用不完。最近我与一个人聊天，他刚从他的公司给自己安排了一笔数目庞大的退休金。我问他：“为什么？你又不需要这笔钱？”“我当然不需要，再者，我的钱想花也花不完。”他最后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他值这么多钱。钱对他来说已经只是成功的一个标志，但钱依然是很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用它来做点有用的事情吧。新一代成功人士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拿多余的钱做点事情。 美国的成功人士一向有向自己的母校、本地的教堂、博物馆和医院慷慨捐赠的传统。我相信英国的学校会非常赞赏这个举动。但比起维护自己母校的尊崇地位，这些新慈善家们更关注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如果谁有多余的钱，他们会说：“社会问题是政府的事，这个嘛，我们已经交了很多税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没有能力做得面面俱到，而且政府可能也不应该包揽所有的事情。于是他们提议：有技术、有经验、有精力和有足够的启动资金的人可以为社会做点事情。 而我做的事情，是预测这一刚刚崭露头角的趋势的未来走向。我认为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怎样处理我们多余的钱？我们不打算捐赠给政府，我们自己想拿它做点有价值的事情。”这有可能是未来的模式。 哈斯金斯：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心：没有政府协助，流入各个领域或地区的慈善资金会多寡不均，有的太多，有的太少，还是您认为市场会自动加以调节？ 汉迪：这是一片参差不齐的花圃，很多人希望有大型的慈善组织或政府来集中管理这笔钱，但是我赞成百花齐放。有一些花会枯萎死去，在公益事业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称为市场——也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现象。我认为这些人给公益事业注入了一股很好的创新实验精神。他们以后需要与成熟的慈善组织合作，因为他们不想一直做下去。他们是创业家，不是适合守业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他们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不想过度地引导他们。创新实验极具价值，即便有些会失败。 哈斯金斯：您在《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里曾经谈到您不赞成募捐。那您认为在西方社会日益富足的情况下慈善组织应该如何做呢？ 汉迪：这些新慈善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你完全可以一边做企业，一边做慈善。慈善组织在筹款和维持运营两项上往往花费不菲。我在书中写到的新慈善家之一戈登·罗迪克是社会企业的投资者，社会企业是他的说法，例如他出资成立的BigIssue。BigIssue像公司一样运营，但所有的收益都归BigIssue慈善基金会所有。他还是另一家社会企业Belu的出资人之一。这家瓶装水公司宣称自己有三大特色：独特的水源、出色的包装设计、全部纯利润都用来资助洁净水项目。 也不是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可以这样运营。例如，你不能这样运营一个癌症慈善组织，但是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赚钱，或许比募捐到的要多。我只是感觉一味地募捐有点有失尊严。我更喜欢这些新慈善家用的词。他们把自己看作慈善基金会的投资者，而不是捐赠者。如果你投资什么事情，你会对它持续加以关注。与每年给导盲犬项目写一张支票相比，在做长期而重要的大型策略性慈善项目时，把自己当作一个慈善企业的投资者会让你更多地参与其中。 当然，慈善组织反过来也要对投资者负责，向投资者解释如何运作慈善基金，项目有何影响和成果。他们往往只是说：“给我们钱，信任我们。”投资者希望多一点回馈，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有益的，因为有些慈善组织的工作效率不是很理想。 慈善组织的事业是伟大的。我经常对企业说：“是不是很有意思，资金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和它对企业一样，都是及其关键的因素。但慈善组织不谈钱和利润，他们对外面讲的是理想和目标。人们把这看成是慈善组织的份内工作。”我更经常对企业说的是：“赚钱和利润对企业来说当然很重要，但这只是份内之事。多谈一点你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谈谈你想发挥什么影响。当然你必须告诉股东你打算怎样去具体实施。你得注意说话的方式，否则会让别人觉得这就是你全部的目的，会惹人反感，让人觉得你很自私。” 成功的要义 哈斯金斯：您为伦敦商学院留下的永久性贡献之一是您创办的斯隆经理人培训项目。您认为现在的商学院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其中哪些是特别重要的？ 汉迪：我刚加入创办之初的伦敦商学院时，我真的以为我将帮助改变英国商业界的面貌，使之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阵地。我指的不仅仅是赚很多钱。我以为我们能让组织成为更有意思的工作场所。我以为我能够帮助未来的经理们公平公正、卓有成效地管理他们的企业。 10年之后，我很忧虑，因为我发现我做的只是在帮助有钱的年轻人变得更富有。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年轻人想尽快还清他们的学费贷款，但是我感觉我一直希望年轻人拥有的一些社会理想在他们这里消失了。他们做决定是着眼于短期需要——在咨询业和银行业找一个高薪职位，而不是做一线管理或投身到创业型企业中去实现理想。我不知道现在商学院的情况如何，我那时觉得我们的课程有点太狭窄。 我在《自传》里写道，当院长问我打算教什么时，我说“管理”，因为我一直都在教管理。院长的回答令人难忘：“我们在伦敦商学院不教管理，我们教营销、财务、经济和生产。”他说的没错。我们教这些商业和管理的片段和点滴，至少在我任教的期间，我们没有帮助学生把这些东西组合成一个整体，也没有在课程中注入价值观和意义，以及超越一个组织的狭窄界限，对公司之外的世界的认识。 新组织的领导人需要了解周围世界的动态，我指的周围世界不单是商界。他们需要了解政治局势。这些东西教起来很难。我们可以让各种不同的人都来接触和了解这些东西，从柯芬园的戏剧总监到主教到高级警官到工会领导等等。我在斯隆项目的早期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学生正处于从专业职务到全面管理角色的转换过程中，因此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开阔视野的课程。但是，如果不留意这一点，商学院教育往往会让人的视野变窄，而不是更广阔。 最后，正式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认识和理解自我的一个机会。我曾经说过学习就是在一种沉静状态下获得对过去的感悟，是在资深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对过去学到的东西进行反思的一个机会。在商学院紧张的日程安排下，学生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思考他们学过的东西、他们的真正的技能和才能所在、以及将来如何把自己的所学所长加以运用。在我退休后返校执教的那段时间，我教授的就是这样的课程。你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你打算怎样去运用它？ 哈斯金斯：您的第一个外孙莱奥现在还是一个儿童。20年以后，他将参加工作。您希望莱奥拥有什么才能和品质？他如何获得这些才能和品质呢？ 汉迪：自信、较高的情商、清楚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了解自己，也就是说，我直到60岁才拥有的这些东西，要是莱奥在30岁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了。 我希望他接受的教育能让他发现自己的才能所在，不管是体育方面的，智力方面的还是表达方面的。我对自己的孩子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不要找工作。”他们疑惑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不是让你们去领失业救济金，靠国家养活。我想让你们获得尽可能多的经历和体验，等你们30岁的时候，你们可能想去某家公司做份工作。那时你会发现他们不怎么关心你在大学的成绩，而是对你的经验和经历感兴趣。那么你就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们，而你的经历不是在类似公司做小职员的一些经历。” 我记得很久以前去日本，跟日本人讨论他们的“缓慢积累式的人才培养计划”。我问：“你们对于优秀人才有没有一个发展的快车道？”他们说有，然后做了一番介绍。我听后说：“你们是有一个快车道，但这个快车道是横向的”。日本人的做法是，如果他们真看好一位员工，就在5年之内让他到不同部门换岗，在不同的上司指导下工作，以发掘这位员工的能力。你是东京大学的工程专业高材生，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一辈子都想做工程师。他们想发现你最擅长干什么，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让你有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 提供这种机会的公司不多，但是你可以自己来实现这一步。不断体验，直到发现你适合干什么，到30岁的时候，或许你能找到生活中最重要，最能代表你自己的5件东西，也就是说，你对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我对成功的理解基本上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他把成功称之为Eudaimonia（积极的幸福）。我把它理解为：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时为他人谋福祉。听起来很老套，也很简单，但发现自己最擅长干什么却不那么简单。 活出“真我” 哈斯金斯：您认为信仰在下一代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汉迪：我认为，一个人必须有点信仰才能生存下去。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年代和家庭。我逃离了，然后又回来了，但是我不再信仰哪一种具体的宗教，因为我认为许多宗教都倡导了一些重要的理念。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4-7，即在基督教婚礼上新人们经常诵读的那段著名经文中，保罗向人们说明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信任、希望和爱。我把这理解为“我们必须有某种信仰”。 我们必须相信生命有一个目的，我们必须相信明天世界会更好，我们必须学会爱。东方人说，幸福在于事业有所作为，生活有所追求，情感有所寄托。这是他们眼中的幸福。实际上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也与此相通。到最后，随着人们年事渐高，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朋友，以及对社会已有所贡献的欣慰。最好的宗教都用各自的故事和传说来阐明这些教义，要知道，几千年前，在这些宗教的创立之初，人们传播宗教靠的不是书本而是讲故事。这些故事不在于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耶稣复活的说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不过我把它称为“再创造”。我认为人们可以开创自己全新的生活，并弥补自己以往的过失。现在的人们不再说自己有过几种“职业”，而是说有过几种“生活”。我曾有四种不同的生活，每一种新的生活伊始，我都尽力修正过往的不足和遗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忠实于自我，活出“真我”（whitestone），并且能够尝试着清楚地告诉自己，你的真我到底是什么。 在跨出大学校门之际，你的羽翼并未丰满。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对自我状态的认识和反省。这跟学习最新的商业规律一样重要。有一位好的伴侣非常重要，你可以跟他/她分享你的担忧、希望和喜悦。我最好的教育是每天早上散步时，我太太伊丽莎白同我的谈话。她是我的导师，我也是她的导师，这对我们都很重要。当然，婚姻不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但是对方必须是一个你在他/她面前可以保持真我的人。 我对这个世界的担忧是我们有过于强烈的紧迫感，外界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力太大，我们已经丧失了主导自己生活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离开组织的原因。组织必须给予人们更多空间让他们去发挥和创造。否则，人们就会像咨询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离开，他的理由就是：“太可怕了，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应付别人的日程安排”——我们不再设置自己的日程，我们没有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