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笔钱，要么由政府用于投资或其他开支，要么退还给纳税人。但不管怎么花，都可能助长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选择？
撰稿·汪伟（记者）衣薇
前些日子，小齐收到了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寄给他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一个薄薄的信封，拆开一看，他忍不住嘀咕了一声：“这么多？” ３年来，这是小齐头一回收到税单。上海税务机关开始给纳税人寄税单，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２００７年之前，小齐一直经营自己的小公司，会计就是齐太太，他们自己给自己开工资，每个月从来没有超出过个税起征点——小齐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为了避税。二人世界的日常开支，统统算进公司成本，夫妻俩因此从来没有见过个税的税单。 公司存在一天，小齐夫妻就不用交个税。到了２００７年年初，勉力维持了几年的公司还是关了张，小齐找了一份工作，重新穿上西装，上班去了。一年后，税单如期而至，小齐撕开信封，翻看着那个数字，又新鲜，又心痛。 信封里头就一张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下面用粗粗的隶书打着一行字：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 以前小齐也要缴税。每月一次，到税务局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计算方式很简便，税率是根据行业和企业规模核定好的，乘以主营业务收入也就是开出去的发票上的数字，就是他应缴的税款。 但个税征收是通过代扣代缴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得到这一纸通知，除了那个颇为可观的数字，纳税全程的细节，小齐一无所知。 “这就完了？”交出去的钱，仿佛也是泼出去的水，税单上的数字再大，似乎也和纳税人没有关系了。然而，税单上的数字还是让小齐念念不忘。回家忍不住跟齐太太抱怨，说，现如今物价上涨，百物昂贵，什么时候能有退税就好啦。 在外企当会计的齐太太逗着他们几个月大的儿子，说，你还不知道么？个税起征点上调到２０００元啦。 小齐的税痛 收到税单后，像小齐这样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的大有人在。他们是工薪阶层中的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常常被称作“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这个词很新，很正式，刚刚出现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说，要建设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 “税痛”和“心痛”一样，对小齐这样的中等收入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当物价持续上涨的时候，这种痛苦变得剧烈了。但是，常常把“税痛”挂在嘴边的经济学家，随着行业收入普遍上升，“税痛”反而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实际经验中消失了。这正如研究物价的经济学家往往对物价上涨没有切肤之痛一样。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来说，物价上涨和个税税单带来的，毋宁是一种抽象的和学术层面的“痛苦”：物价、税收、财政收支、宏观调控、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复杂的问题纠结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困难重重的局面。 他的谈话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汇展开的。而作为目前经济形势下的阶段性的结论，韦森说了四个字： “应当减税”。 退税与减税 不止一个人在谈减税和退税，因为ＣＰＩ升幅正在吞噬大多数人的税后收入。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７年突破了５万亿元大关。 ２００７年全年ＣＰＩ增幅达到４．８％，２００８年头两个月的ＣＰＩ升幅又连续创下１０多年来的新高，通胀对国民福利的损害，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１月２４日，有人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提案，提案说，国家应该考虑向每个国民发放１０００元钱，作为通货膨胀时期的补贴，也让国民分享中国财政高速增长的成果。此人名叫邢普，是上海市政协第十和第十一届委员，也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经理，一位学习经济学的“海归”。他的提案很短，只有１５５９个字，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向每个国民发一个１０００元的大红包并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相反，可以作为一项多目标的经济政策，进行严肃的研究。 在接通邢普的电话之前，不少人听说要找他，都说这人异想天开。这是一般人对邢普的提案的评价。很多人听说了他那个“人均发放１０００元”的观点，觉得不可思议；说得难听一点的，就指斥他“炒作”，或者“哗众取宠”。然而，读过提案全文的人少之又少。其实，如果将提案中的两段话拎出来发表，也许邢普会得到更多的是掌声，而不是奚落。他说， 在新加坡，广大人民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香港也有通过退税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例。而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 另一段文字则说： 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之一，在于改变分配，使底层百姓受到伤害。但给每个国民发放１０００元的计划，将舒缓这种道义压力。而且可以形成制度，根据ＣＰＩ值，定期发放补助。 实际上，在邢普的提案前后，通胀压力已经使得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关于补贴、减税和退税的提议越来越多。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认为，个人所得税实行退税合情合理合法，技术简便可行，好处也很明显：至少，可以避免“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者”因为通胀而人数缩水。 政府收上来的税款又退还给纳税人，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让很多人担心退税的连锁效应。王一江说，不用杞人忧天，“美国退税的项目无穷多，政府仍然运作良好，没有破产”。 财政专家把减免税收当作政府在通胀时期的责任。由于政府掌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一旦货币因为发行过多而贬值，引起通货膨胀，“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通胀时期理应减税——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起由１６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炙热的物价因素。 “上调个税起征点，就是减税。”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刘剑文教授说。 ２００５年，个税起征点从执行了２５年的８００元调整为１６００元，媒体上激起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这次辩论使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功能和弊端都为人所知，几乎成了一堂纳税人权利的启蒙课。这次起征点意外地从１６００元上调到２０００元，要求减税的呼声仍然没有因此而停止。 在３月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柳传志和宗庆后说，应该把个税起征点从２０００元提高到５０００元，以抵消通胀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通胀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但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也开始嫌个税税负太重，提出了减税的要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和“女首富”张茵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交提案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高收入人群税负过重，建议修改税制，降低税负，以吸引人才。 个人所得税被称作是“劫富济贫”的税种，采取累进税制，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边际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在现行税制下，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达到４５％。 与两位人大代表提高起征点的呼声博得掌声不同，“为富人减税”的提案引起了争议。３月８日的大会发言中，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强化累进，提高边际税率，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双方针锋相对，分歧严重。 “有争议不奇怪”，蒋洪说，“争议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作为财政和税法方面的专家，蒋洪与刘剑文认为，当务之急不是降低税率，而是建立与ＣＰＩ联动的税收机制，让起征点根据物价变化，实时做出调整。 退税还是限价 通胀带来了纳税人要求减税和退税的呼声。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禁给人一种合理的预期：中国政府有能力（当然也有义务）弥补通胀给国民带来的损失。 中央政府的确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了控制物价，甚至还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比如说限价。但是，到底哪种手段应该成为政府面对通胀时的优选项，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 从春节前开始实施的临时限价措施并没有解除，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处在中央政府的管制或者密切关注之下。随着限价政策实施时间越拖越长，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让人感到担忧。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限价可能导致未来的物价上涨更多。因为限价政策会导致供应不足，只要需求不变，当供应越来越少，物价上涨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充其量只是往后推迟罢了。以石油为例，由于发改委限制汽油涨价，等于鼓励石油消费，长期看来必然会压制供应，将导致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最后推动油价上涨。 和退税相比，限价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政策。蒋洪认为，下调税率会使得所有纳税人受益，但限价却使特定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得不蒙受损失。 对王一江和陈志武要求退税和降低税率的坚定立场，有些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刘剑文教授认为，由于已经降低了利息税，并且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减税。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大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刘剑文曾是公众陈述人之一。他当时提出以１６００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足以满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还有一定的余钱可以留作机动所需。 刘剑文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纳税人之所以普遍感到“税痛”，主要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所致。
刘剑文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有必要继续掌握强大的财政。他也因此反对邢普的方案：“每人发放１０００元，意味着国家要拿出１万多个亿。这笔钱能干多少事啊！” 韦森的看法与刘剑文相反。他担心强大的财政不仅对解决通胀没有帮助，反而会使通胀的局面更加复杂。他援引一份材料说，２００７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加，总量达到９万亿元，再加上政府发行债券１０万亿，一共１９万亿，大都用于政府投资和开支——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助长了通胀。 花钱的困境 财政收入激增和物价高企同时发生，一笔钱，要么由政府用于投资或其他开支，要么退还给纳税人。但不管怎么花，都可能助长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选择？ 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显露无遗：如果两种选择处于非合作状态，那很难避免损害的发生。而每个选择都对应着一种价值倾向。如果选择不可避免，最终的政策意味着给这些价值排序。 韦森的第一选择是补贴低收入家庭。绳从细处断，通胀一旦发生，低收入家庭抵御通胀的能力最弱，福利受损最厉害，因此补贴给他们的钱所能发挥的边际效益也最高。 第二选择是退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一个措施，但这个措施也有误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其二是地区间收入差异，个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是中等收入者，属于工薪阶层，在韦森看来，社会贫富分化不是由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过高造成的，导致个税的手段与目标不完全匹配。通胀增加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针对生活成本上升而向他们退税，有助于维持这个阶层的信心和生活方式，稳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给全民派红包，在邢普本人看来，也只是“大胆的假设”。除了改善民生的愿望之外，邢普还有更复杂的设想，比如，以此举改变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抵制热钱流入——实质上是通过人民币贬值抵制热钱。这无异于以通胀抵制通胀，自相矛盾，属于自残战术，没有虑及国民财富长远可能遭受的损失，实不可取。 作为金融专家，陈志武担心退税和“派红包”都会对通胀局势产生火上浇油的效应。他认为症结在于政府目前收税太多，财政过于庞大——这庞大的财政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长远看来，却未必健康。他因此力主减税，提倡釜底抽薪。 韦森赞成减税。在通胀时期，多数经济学人把目光集中在个税上，但韦森却呼吁要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 “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税负过重，中小企业尤其是从事制造加工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艰难局面。”韦森说，珠三角制造企业出现了外流，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在减速。 在发达国家，经济萧条的标志是经济负增长，但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中国经济来说，要保证国民财富增长，必须让ＧＤＰ维持在高位运行。韦森估计，如果中国ＧＤＰ增长低于７％，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收入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情况会变得危险。 中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且培育了一个中小企业主阶层。王一江认为，中小企业主和高技能劳动者将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成分，因此，降低个税与降低企业税率，才真正有可能实现中共“十七大”的设想，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