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实用主义和推行均势是基辛格外交生涯的特点，所以东亚学者和官员往往比较推崇基辛格。
撰稿·成建康
８５岁的基辛格至今魅力不减。 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以及２月中旬韩国“亚洲领导力会议”上，都能看到他繁忙的身影。３月份，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与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会面。 他对于国际大势的看法仍然值得关注。２月１８日，他在接受《明镜》周刊专访时称，美国“正面对三大挑战：民族国家的消亡、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能源和环境等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问题的出现”。 亨利·基辛格，这位著名的中美外交特使、前美国国务卿，被认为是冷战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时至今日，他仍然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他究竟有什么魔力？ 一位伟大的国务卿 “美国历史上不管哪个时期，在政府高级职位上还没有出现过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在《基辛格传》的序言中，作者斯蒂芬·格劳巴德说。他认为，在１９６９年以前，基辛格是一位一流的学者，在此之后则成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 基辛格创造了很多纪录：第一个非美国出生的国务卿，第一个犹太人国务卿，第一个学者出身的国务卿。１９７７年１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舒尔茨·辛格在《外交博士基辛格》里写道。 基辛格执掌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正是在冷战开始后的最紧要关头。舒尔茨·辛格详细论述了基辛格在困境中的卓越表现。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包括结束越南战争，与苏联缓和关系，奇迹般地与中国建立新关系，并使美国成为中东的主要角色等等，基辛格居功至伟。他的穿梭外交和实用外交，成为两极格局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分析说，“７０年代初，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欧洲、日本崛起，美国实力相对出现衰弱，尼克松和基辛格及时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不再坚持意识形态外交，积极建立中美苏大三角，从而缓解了美国的困境。”而在此过程中，基辛格对美国的战略收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舒尔茨·辛格看来，基辛格是少数几个能认清美国实力的范围和限度的美国政治家。他认为，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和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内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而在他之后，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 基辛格外交生涯的伟大成就，让其在卸任之后，仍然能延续影响力。 伊战问题权威 ２００６年年末，在驻伊美军阵亡人数达到３０００人后，《纽约时报》在报道出席美国前总统福特葬礼的来宾中，特意突出描写了基辛格博士。他们认为基辛格的重新出现，触动了人们的记忆，人们开始把伊战和另一场不受欢迎的冲突——越南战争相提并论。 在伊战问题上，基辛格从来都不是一个沉默者。处理越战的成功经验和外交生涯的卓越成就，使人们很容易把他看成是这方面的权威。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９日，基辛格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不可能通过“军事胜利”来帮助伊拉克政府有效控制伊内乱以及解决教派冲突的。 不过，基辛格同样也反对政府立即从伊拉克撤军，“伊斯兰激进势力不会因为我们撤军而停止活动，迅速撤军将在这个地方造成西方力量的萎缩。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将会取得更多的主导作用，西方国家控制局势的能力将会被大幅削弱。这将对那些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后果。” 布什政府也希望借基辛格来为其对伊政策提供一些合法性依据。去年１月，白宫新闻秘书托尼斯诺向媒体证实，“基辛格先生支持政府在伊拉克政策上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他透露，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前的非公开会议上，基辛格已经悄悄地向布什总统提出关于伊拉克的意见。 然而在当月底，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基辛格批评目前的伊拉克政策仍缺乏整体性考量。他认为，美国应积极建立地区性的对话关系，包括鼓励伊朗来协助解决伊拉克问题，这样才有利于解决伊拉克国内冲突。基辛格并强调，美国应当做好准备与反对美国的国家展开必要的对话。无独有偶，一年之后，伊朗总统对伊拉克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现身六方会谈 “通过双边谈判不可能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唯一的解决方式。”２月２１日，基辛格在第二届亚洲领导力会议的晚宴基调演讲中，发表了他对六方会谈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六方会谈的框架，才能涵盖相关各国的所有政治诉求和顾虑，他甚至大胆预测：“如果六方会谈成功解决朝核问题，将为朝鲜提供成为国际社会正常一员的机会，南北统一也将变得可能。” 事实上，这并不是基辛格第一次与六方会谈联系在一起。 ２００５年，当六方会谈陷入僵局的时候，为重启和谈，与会各国代表在纽约召开会议。令人惊讶的是，并无公职的基辛格竟然出现在会场。 “当看到基辛格和朝鲜代表团官员坐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意识到朝核问题恐怕很难得到解决。”当时，布什政府的一名官员对事态表示了担忧。在他看来，像基辛格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在会场，无疑是朝核问题形势严峻的一个信号。 对此，时殷弘教授认为，基辛格之所以积极参与朝核问题进程，除了精神矍铄、政治热情饱满等主观因素外，客观上也有一些有利条件。 他分析说：“基辛格熟悉东亚事务，在与中国、朝鲜外交官打交道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资历较深，认知度也较高。因此在朝核问题上，基辛格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于他的言论，美国和相关各国一般会给予一定的重视。”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立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基辛格处理东亚问题时有一些优势，“基辛格在东亚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实用主义和推行均势是基辛格外交生涯的特点，而东亚外交也讲究实用和倡导多边主义，所以东亚学者和官员往往比较推崇基辛格。另一方面，在老百姓看来，基辛格身上没有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留给人们的印象较好”。 超级元首顾问 基辛格积累的人脉资源也让他受益匪浅。
鲍勃·伍德沃德在其所著的《否认之国》里透露，副总统切尼曾经至少每月会见基辛格一次，布什总统也和基辛格频繁交谈。书中把８３岁的基辛格描述为，布什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请教次数最多的非白宫顾问。相比之下，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布热津斯基，就没有受到布什同样的重视。 布什为什么要向基辛格频繁请教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詹姆斯·曼恩认为，这并不足为奇，“自１９７７年离开政府以后，基辛格总能巧妙地和几位总统都建立良好关系”。 “基辛格至今仍然比较活跃，这和他创建的国际问题顾问公司有一定关系。”张立平分析说，“基辛格出席的一些活动，以及发表的一些观点，有部分可能是出于商业考虑。” 的确，作为一名犹太人，基辛格不会对商业良机视而不见。在满足兴趣的同时，基辛格当然希望把他的特长兑换成美元。１９８２年，基辛格创建“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ＫＡＩ），１９９９年，基辛格又和克林顿的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合办了“基辛格－麦克拉蒂联营公司”ＫＭＡ，为跨国公司提供高层次的国际问题咨询。协助顾客确定战略伙伴和投资机会，并就客户协调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关系提供建议及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