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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应建筑师兼艺术鉴赏家陈家刚之邀，我到昆明与一帮气宇不凡（或称奇形怪状）的现代派艺术家聚饮。席间谈到1989年春轰动全国并为西方关注的“现代艺术大展”，吕梁这个名字被多次提及。哪个吕梁？一位叫大帅的朋友说，吕梁在那次大展上搞了一个在电话亭向活人开枪的“作品”，很“另类”很受瞩目，堪称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他还说九十年代起吕梁便脱离了现代派艺术圈，听说去《解放军文艺》作美编了。果真是我熟识的庄家吕梁，因为吕梁对我讲过他在《解放军文艺》的经历。 庄家吕梁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便是文人吕梁。在他撰写的关于资本市场的文章和发表的谈话中，总脱不了文人的激越情绪和理想化色彩，甚至他“忽悠”出资方参与他坐庄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时总能从无论苜蓿草项目还是孕妇试剂项目扣题到产业报国的理想，乃至中科创业崩盘后他跳出来自曝其丑，也显出“要死得明白”的文人式固执。后来读到吕梁交给我的关于坐庄中科创业内幕的长篇文章时，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人死架子不倒”的文人酸腐气。2001年初某杂志发表轰动性报道“庄家吕梁”，主要的根据便是吕梁长篇自述的前17页，而后一百多页呢？ 在昆明，我对大帅等艺术家讲起了作为庄家的吕梁，讲他如何“发大发了”，如何“呼风唤雨”，如何被全国通缉生死不明……艺术家们听得目瞪口呆，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把印象中的行为艺术家吕梁和股市大鳄联系在一起。或许文人吕梁窜到股市里坐庄也是搞了一个动静更大的“行为艺术”吧。记得当时也在场的地产闻人冯仑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操行，就是总自以为真诚地把赚钱的事搞出一种理想主义。”那些天，和冯仑混在一起，他常挂在嘴边的卖房子的理念是“卖的是房子，送的是生活”。 认识吕梁首先是读他发表在《中国工商时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气势恢弘、才思敏捷不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文中多次引述《资本论》的原话，让人觉得这厮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我甚至觉得失踪8年了，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不像坊间传闻的那样逃往加拿大享受“荣华富贵”去了，而恰恰是躲在北京闹市的某个漏屋里“饭蔬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因为，作为文人的吕梁并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他有足够的定力耐下心来读艰涩的理论书并悟道人生。 1992年初，通过《中华工商时报》的美术总监陈西林，我把吕梁约出来喝酒，从此他便成了我的“特约撰稿人”。而稿约之外便是文人式的坐而论道。在他家“坐而论道”时我还认识了著名作家余华，并帮他开了投资B股的账户。 2000年底中科创业崩盘后，吕梁写了一个十几万字“自曝家丑”的长文，前17页是讲中科创业崩盘的内幕。交我处理时，我实在找不准报道的切入点，既不能“来稿照登”一任吕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不好完全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不顾情义”。在与编辑部同仁讨论时，大家认为得找到参与坐庄的另一主角朱焕良和被作庄的公司老总。还在磨合这两条报道线索时，吕梁又找了他的新闻界老友杨浪，在杨浪总编的《财经时报》“跳了出来”——文人吕梁的偏执与急切是谁也阻不住的。但媒体报道出的“内幕”仅限于出自吕梁文章的前17页，再往后一百多页则是坐庄的背景及他浸淫股市十年的经历、感悟，有些“遗嘱”式的了断意味。他嘱我将全文编辑出版，却因为他突然被“监视居住”复而很快出逃而中止。不久后公安人员找我调查吕梁，提及吕梁的书稿，我说我将书稿交给了中国证监会的某位领导。事实上是我拿不准吕梁事件及我与吕梁交往是否牵涉违法，找我敬重的一位老领导汇报请他帮我把握，顺便上交了吕梁的书稿。 一改吕梁文人面貌的，是他1995年前后参与北京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投资。而让我突然觉出他是资本大鳄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与他的一次谈话。 写累了，下回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