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转为民工荒,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巨大变化。
李曾唐
2月20日清晨,杨军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茫然地走出烟台长途汽车站,从没离开过沂蒙山区的他是第一次进城打工,打算在烟台的亲戚家住下再找工作。然而刚出站他就被几个单位的招聘人员围住,抢着要他去自己的企业工作,这让他有些诚惶诚恐。 “其中有两个是饭馆,包吃包住每月还给600元;另外几家是小厂,工资给得更高,还答应我免费学技术呢!”杨军回忆说。 事实上自2月中旬以来,这种场面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已多次上演,甚至远在内陆的四川、重庆也出现了争抢民工事件。2月24日清晨,专程赶赴重庆的北京市建委、工会等相关部门人员,包专列迎接1400多名重庆市江津区农民工返京务工。 “由于农村农民负担大为降低,很多农民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因此很多地区的民工潮已转变为了民工荒。”有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今年出现新的特征:民工流向开始多元化,以往扎堆下广东的情形已经消失了。” 他认为,这源于很多来料加工企业出于控制成本考虑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向其他沿海城市、甚至内陆沿江城市搬迁。受此影响,民工的流向也就形成了多元化特点。“人民币升值削弱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将促进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键看地方政府在配套服务上有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一直以来,民工潮就像是自然界的洋流一样,支撑着中国不同地区独特的“经济气候”,这次潮流的转向和减弱,带来的也必然是很多地区经济气候的根本性改变。 一切为了留住员工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超过1.3亿,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然而民工荒却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报告显示:从地区分布看自2004年以来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其中珠三角缺工最严重,缺工比率约10%。浙江温州等地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上述调查报告指出,现在劳动力市场呈“哑铃型”缺工的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也很大。 为了留住熟练工,很多工厂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农民工薪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待遇,然而由于我国加工制造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产业链上处于利润微薄的最末端,因此长期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待遇显然不现实,于是很多私营企业主打起了亲情牌。 2月2日浙江全省大雪纷飞。陈中成驾驶一辆帕萨特轿车,带领着一辆面包车和另一辆小轿车匆匆赶往江西。他是浙江台州仙居县宇露工艺品厂(简称宇露工艺)的副厂长,因厂里的24名江西民工再三要求回家过年,于是陈中成亲自送他们回江西。45岁的陈中成开在最前面,车上坐着4个民工。上午10时许,行至缙云县松树岗路段一个转弯处时,因积雪结冰,路面溜滑,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永康至温岭的大客车相撞。陈中成因伤势严重不幸去世。幸运的是4个民工,只有3个不同程度地受了轻伤。 “我们厂有40多名外来工,部分外来民工在下雪前就回家了。下雪后,余下的外来民工要求回去,经过反复劝说,才把他们留了下来。厂里还决定给每个不回家过年的外来民工增发500元的过年‘红包’。但前两天,雪稍停,留下的24名外来民工还是回家心切,一定要求回去。”厂长林建华说。 于是林建华安排两辆客车送这些员工回家,然而陈中成还是不放心,决定自己带队,没想到竟会发生意外。如今24名民工已全部顺利返乡,但临走前,他们纷纷表态:“只要厂里要我们,过年后我们全部都会回来。” 据了解,成立于2003年的宇露工艺在浙江仙居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主要生产木质工艺品,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2006年产值仅700万元,2007年通过扩大规模,企业产值达到了1500万元,然而近几年由于到仙居打工的年轻人逐渐减少,宇露工艺进一步扩大生产受到了限制。为了能够稳定员工队伍,林建华和陈中成想尽了办法,现在员工队伍基本稳定了,但代价不可谓不大。 其实为了留住员工,和宇露工艺有一样想法的企业越来越多。 在北京记者遇见了某台资房地产企业老总徐先生,当时他正在北京分公司举办的年终聚餐上讲话:“公司除了决定再次提高员工待遇,考虑到近段时间大雪阻断了很多员工回家的行程,为此我和总公司的几位老总分别赶到北京、上海和深圳,与大家一起过年。希望同仁在来年共同努力,再创辉煌!” 徐总蹩脚的普通话发言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话语间的人情味令员工唏嘘不已,一位30出头、来自湖南的搬运工甚至被感动得当场改变想法:“现在种田不但不收税费,反而有补贴,再加上粮价一直在涨,其实在家种田未必比出远门打工挣得少。但老板都这么说了,我想我会继续干下去。” 无论是否难以相信,但除了收入待遇,“给老板面子”现在的确也成了留住民工的要素之一。 不可阻挡流向内陆 然而亲情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有多大作用呢?一份来自珠三角民工荒情形最严重的东莞市的调查材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全国24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为660元,长三角6城市比平均数要高8.5%,深圳高5.4%,而东莞却低了16.8%。这份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成为东莞陷入“招工难”的一大主因。目前在深圳市,月工资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很困难,1000元左右的基本可以保持正常用工,1200元以上的则能招到比较充足的工人。 东莞绝大多数企业多是玩具厂一类的初级加工企业,它们的利润本已十分稀薄,若大幅提升员工工资企业就会破产。 “我们的出口是以美元计价的,而原材料采购却是以人民币计价。2007年人民币升值10%以后,企业的利润已经下滑到3%以下。如果再提薪,那只有关门一条路了。今年年初,东莞已经有300家玩具企业在汇率和民工荒等多重因素打击下不得不关门了。”有东莞企业家哀叹道。 然而对东莞企业来说,更可怕的是内陆同行的崛起。在安徽、湖南等地,很多曾经在东莞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在家乡创业。他们熟悉故乡的投资环境,在当地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经过东莞打工的历练,他们用学来的技术和营销经验当起了老板,开始与原来的东家抢生意。 “内陆地区不论从土地资源还是用工成本上都较沿海地区具有优势,所欠缺的只是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产业配套程度,打工老板们会逐渐弥补这些劣势,从而带动内陆省份的发展。”上述中国社科院专家说,“这也是中央政策导向期望达到的结果,沿海地区的初级加工企业在成本压力下会自觉地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不能升级的只能关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年春节后的民工荒已经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假日后遗症或者是雪灾后遗症,在这些表象之下,还有更多的因素值得企业和政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