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诚 课堂上,坐着的是来自清华、北大、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们,他们都已经拥有学士学位,坐在一起听富有经验的政府官员、大型企业的经理以及一些经历很丰富而不是学术专精的教授们讲授商业课程。如果说这是MBA的教学场景,大家都会信服;但如果说这是在对这些名校的毕业生们进行专门的一年职业教育,以便帮助他们进入职场,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经过大学本科四到五年的学习,拿到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就被默认为是“合格”的“人才”,应该走入职业岗位了,而不是“屈尊”到什么学院去再接受什么职业教育。 在改革开放后刚刚开始填补人才断层的时候,这一假设自然合理。然而今天的现实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是投下去了,却无法在职场上得到回报;而充满了致富激情的企业主们,却总是在为人才的缺乏而备感焦虑。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教育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做“高四到高七”教育——大学毕业生不过是多上了几年学的高中七年级毕业生而已。不同之处不过是,传统名牌高校的遗留地位让他们能够选拔优秀学生,因此很难断言是有资格上名校的学生撑起了今天的名校还是名校培养了未来的栋梁。从企业界的观察来说,具有个性和特点的大学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在蕴含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落后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市场面前充分暴露其短处,而不是因为市场上缺少就业的岗位。相当多学生们基本的中文表达、礼貌待人、为他人着想等职场的最低需要,都无法令人满意。 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匹配出在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即使是最理想的大学教育体系,也很难同时兼顾职业技能和为硕士博士教育输送优秀生源这样两类目标。 在必然有一大部分本科毕业生要进入职场,而他们直接满足职场需要的技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消弭社会隐患,更会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竞争力。 起源于英国,但是在加拿大获得了成功的“学士后教育”为加拿大的人力资本优化、促进就业、提高加拿大国家竞争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的基本操作原则是针对已经获得了学士学位的、相对素养较高、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思维能力和基础知识的毕业生,通过一年以内的进一步学习和培训,为他们提供职场舞台。 在这一体系中,学生的职业方向选择和人生规划是学士后教育的重要环节。通过学生的性格、智力、兴趣和爱好等确定学生的优势职业方向,由职业规划人员帮助学生选定专业。师资力量则主要是具有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的实战人士担任,他们不仅具备实际的企业工作经验,而且具有良好的就业市场人脉网络。教学内容侧重于自我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独立解决问题和发挥想象力等职场的关键成功要素,而不是进一步讲授多少知识。 尽管学士后教育在加拿大并不是由顶级大学提供(顶级大学的使命是学术精英和培养顶级政治商业精英),而是由大量的社区学院(有点类似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担当,但是大量顶级大学的学生,如多伦多大学、女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往往选择学士后教育作为进入职场的前奏,获得优秀机构的工作机会。世界知名的柯达、宝洁等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中,不乏经历过学士后教育体系的学生。 这一体系的作用远非促进就业那么单纯,其核心是那些政治、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比较难找工作的专业的学生(中外都类似),可以通过学士后教育体系获得工作机会,并得以发挥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独特优势。

例如一个广告业的好手,根本不是任何几年的教育能够塑造出来的,反而是一个喜爱音乐、学习历史的学生,用几个月的时间略微熟悉市场营销行业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更可能具有长远的发展潜力。对比中国国内,几乎每一所二流大学和学院都会开设一些国际贸易、商业管理等“时髦”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让学生们用四年的时间学习一些似乎很实用的课程,姑且不说其教师水平和师职配备上的问题(一些从来没有过商业实践的人来做老师),即使在对于社会本质的真切认识、对人性的准确把握等在商业领域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体系也没有任何可以嘉许之处。 我们都称许美国输出文化而后带动商业繁荣乃至全球霸权那样的大手笔,但是多年来我国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则显得尴尬万分,通过学士后教育体系让这些人文学科有所专长的学生们大量进入商业领域,对于形成中国企业界乃至中国国家定位所迫切需要的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等软实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