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梁文道 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 富人形象何以这么差
我有一个朋友，开了许多年的宝马。但他最近打算换车了，理由不是宝马的性能不佳外貌难看，而是因为宝马的形象太糟了。这也难怪，我们总是听说，宝马撞人，车主扬长而去，甚至还要下车再痛打一顿贫苦受害者的新闻，似乎但凡开宝马的都很没良心。那么他该换什么车才好呢？大奔还是路虎？细想下来都不对劲，因为这全是有钱人开的车子，而在今天的中国，一辆昂贵的名车除了惹人艳羡外，还要招人厌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车，而在有钱。 根据《中国青年报》去年8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3990个受访者里头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很差，觉得富人品质“好”或“较好”的则只占3.95%（这3.95%的受访者本身会不会就是富人，或者自以为是富人呢？） 这项调查后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仇富讨论，战火还波及到一向为人敬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为一向关心贫穷问题的茅老居然要“为富人说话”。 且让我避开“何以富人的形象会这么糟”这个大问题，把它留给更敏锐的社会学家去解决。我更替富人们担心的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该做些什么来补救自己的形象呢？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谈到贵族了。 资产阶级对文化软资本的渴望 8226;¬开任何一本时尚杂志，我保证你在每一期里都难能发现“贵族”这个词出现一次以上。可见这些杂志的对象，那些有消费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读者，应该都很关心贵族到底怎么过日子。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贵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当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势渐渐超出了贵族阶级，他们就开始学习贵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国大革命，贵族统治正式被摧垮，资产阶级的忧虑与自卑仍然无法消除。虽然他们开始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比贵族有钱，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出身于那蓝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个人的出身与据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主要就展现在日常的文化品味之中。 于是我们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一般资产阶级不容易像贵族般拥有明星级的家厨，而Ô¬来替伯爵亲王打工的名厨又纷纷下海开起了餐馆，所以上馆子吃饭就成了时尚。在资产阶级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贵族的欲望推动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变得非常仪式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叉在考验着食客的礼节和知识。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饮食变成可以区分人群等级高下的艺术。 明明财雄势大，但硬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这正好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年代要想彻底取代贵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现金等硬资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宝等用金钱可以堆砌起来的身外物；还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软资本。按照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 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照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从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惜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青画家来当家庭教师。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Hobsbawn）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George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聘但靠自家财产作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当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 从事慈善事业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了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或者拥有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会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远，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baron）传说，而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及其CEO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元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 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不好看，所以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鞋公司要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伪善，除了一两个耀目案例外，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再回到富豪个人身上，我们更能发现“创投慈善家”（VenturePhilanthropist）的兴起。其表率者当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E-bay创办人欧米迪耶（PierreOm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了也不是问题。 最近英国有一个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考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听说有的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再逐步知道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顺带一句，加入这类联谊会，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的话题，已经变得比加入私人会所探讨来年波尔多红酒更潮更酷了。 谨慎面对财富的资产阶级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苛评巴菲特与盖茨此等人类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觉得他们再怎么捐钱也掩盖不了这笔财产取之不义的罪恶。情形就像19世纪的头号富翁卡耐基，虽然全副身家丢进了基金会，可是工运领袖还是批判他与其多盖几座音乐厅，还不如把压榨工人的所得还给工人（大家当记得卡耐基与美国史上最惨烈的镇压工运事件的关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凭什么拥有财富，正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仇富心理的意识形态背景。 不消说过去数十年的马列主义教育，就算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个争辩不休的话题。经¬济学家汪丁丁曾经¬在《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一文中指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产权是市场经济必须具备的最重要基础。然而在此之前，首先更要确立的是这笔财产的获取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合乎正义。虽然英国大哲洛克老早就为私有产权提出了著名的雄辩，但它实在又不仅是个哲学上的课题，还是文化、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上能够现实感受得到的困境。 最近十多年，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8226;史密斯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问题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著名的经济史家麦考洛斯基（DeirdreN.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变性而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著《布尔乔亚美德》（TheBourgeoisVirtues）回应这个难题，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不只不损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温床；而富人不仅不可恨，甚至还应该是传统善人的合法子嗣。 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辩她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更不能开展可以上溯至韦伯“新教伦理”等知名观点的复杂学术讨论。我只想藉着这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够摆脱一种心理困扰，那就是要谨慎面对财富（据麦考洛斯基所言，“谨慎”<Prudence>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信奉喀尔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也是一种对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它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 使得资产阶级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一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而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我们明白在中国¾¬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何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会谨慎。 我告诉那个正打算要换掉宝马的朋友，你不一定要把所有财富半分不留地捐出去，但你至少可以学学荷兰人。我的意思不是要他像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商那样虚伪，刻意穿得一身黑漆漆，好彰显自己的节俭；而是学现在的荷兰人那么实在而平凡。他们最称颂的一种品格叫做“Zuinig”，意思是节约、不浪费和精明。直到如今，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和飞利浦的高层管理人员仍然会以一片乳酪夹在面包里做日常午餐，伴以一±¬牛奶，吃的时候还要夸张地赞美一声：“Lekker”（好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