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部纪录片记述了德国鲁尔工业区一座焦炭厂由四百名中国工人拆运回国的过程，也记述了东西方两类商业文化力量摩擦出的火花
作者：李苋
德国导演乌里克·弗兰克和米歇尔·吕肯联合执导的纪录片《赢家输家》（LosersandWinners），自2006年以来在世界各地频频获奖。影片运用朴素写实的手法，记述了2003年到2004年间，整整一座焦炭厂由四百名中国工人拆运回国的过程。 “帝座”焦炭厂并非第一家被迁往中国的德国工厂。早在1984年，坐落在慕尼黑的Zuendapp机械制造厂就被中国收购。来自巴伐利亚州的导演曼弗莱德·施泰茨勒把工厂的拆迁拍摄成一部剧情片，取名为《中国人来了》，并于1987年在全德公映。 题材的引人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全球化”正在愈来愈成为热点。特别是对西方观众而言——陌生的中国人远道而来，从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拆走了一个威力十足的部件；他们用落后的手段驾驭了这个超前他们数十年的巨人。东方与西方一次模式崭新的相遇，折射出的远不仅仅是商业、文化之间的迥异，更为强烈的是失去与获得、发达与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差异中仍然不时显现的某种相通——对未来的似是而非的困惑。历史似乎已经开始了新的篇章，人们感到似曾相识，又难以捉摸。 中国人来了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人仍旧不停地来到德国，买下工厂再拆掉运走。不同的是，他们搬拆的已经不只是被淘汰换代的设备；不时，也会有最先进的工厂被他们装进集装箱，运回遥远的祖国。2005年有一个数据：中国共买下近300家德国企业。这包括TCL和明基的失败收购、上工买下德国历史悠久的缝纫机厂、沙钢把蒂森克虏伯的钢铁厂整个搬到张家港等。 “帝座”来自于德语（Kaiserstuhl）的直译——“皇帝的宝座”。从这样的名字可以想象当年它所承载的期望和骄傲。1992年，德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鲁尔工业集团（RAGAG）投资六亿五千万欧元，用五年时间修建了“帝座”焦炭厂。八年之后，中国和波兰提供的焦炭以低廉的价格占据了德国市场，加之焦炭工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最终导致“帝座”——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焦炭企业，于2000年熄炉停产。 接手“帝座”的是中国山东的兖矿集团。在2003年初，一位已有相当经验的华商再次牵线搭桥，最终，兖矿集团以六千万欧元买下了“帝座”焦炭厂的全部技术专利。与其他来自亚非拉的买主相比，中国人态度真诚且出手大方。作为回报，德国人在售出全套技术之余，把工厂设备以近乎废品的价格（每吨15欧元）一并处理给了他们。 弗兰克和吕肯是在鲁尔工业区土生土长的两个纪录片制片人，十四岁的年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一对默契的工作伙伴。2003年，对家乡的关注把他们吸引到了已是荒草丛生的焦炭厂。在那里他们得知，这“皇帝的宝座”已被中国人买下，很快便将有四百名中国工人前来把它搬走。而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工作的，是留守在这里的三十名德国工人。 据吕肯事后回忆，这个消息使得她和弗兰克都立刻意识到，这里将诞生他们的下一部影片。“两种迥异的文化将在这片厂区里相遇并一起工作，那该是奇特而有趣的，但也该是严肃且悲伤的，但戏剧究竟将会如何上演，却是人们无从设想的。而其中那些个人，通过他们的‘小故事’，人们将会看到这个大时代的面貌。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对每一个电影人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这份幸运被弗兰克和吕肯抓住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到德国工人的日常运作之中，当某种熟悉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工人到来了，导演们于是被顺理成章地理解成为工厂的一部分——他们起初被当做是监工，但不久以后，信任代替了疑虑，中国人接纳了这两名“额外的”德国人和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位导演，有时还有摄影师、录音师以及助手，一次次地前往焦炭厂。他们观察着、倾听着，见证了一个钢铁巨人的消失，那是他们的家乡的一部分；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悲欢；见证了彼此间的费解与共通。他们用朴素的镜头语言记录下这些见证，命名为“输家与赢家”。这部96分钟的纪录长片随即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相互遥远的世界忽然被拉近了——不论是在片中相遇的德中两国工人、两种文化，还是这种相遇与观影者之间的距离。 影片的最后一幕只是一行字：2006年，兖矿从德国引进的两座7.63米高炉（中国当时的最高高炉为6米，提升了163公分），第一次投料产出50吨冶金焦炭，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德国技术，中国的炼焦技术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 德国中的小中国 面对操着简陋工具而来的中国工人，德国人的心理优势习惯性地存在着。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工厂，就是他们建造起来的，他们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对于这一点，连中国人自己也从不讳言。他们承认这次成交对兖矿集团乃至对整个中国焦炭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德国人的自豪也夹杂着苦涩。毕竟，“帝座”的转让是他们的无奈，随之失去的将是他们的工作、曾经的理想、家乡的一部分……这种担忧逐渐变得真实，最迟，当来自中国的工人举起蘸着白油漆的大刷子，在“帝座”的厂房和高炉上刷下一个又一个硕大的中国字的时候。 两个世界就这样相遇了，2003年春天，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带着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的四百名工人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一个迷你中国城如天外来客般出现在城市的北郊。往日的秩序一去不返了。53岁的莱纳和52岁的维纳，是留守的三十名德国工人中两个“帝座”的元老级人物，由他们把“帝座”移交给中国人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他们退休前的最后一项工作，然而，进展得并不顺利。 永远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国工人，让德国人想到了蓝色的蚂蚁——在无声无息中移山倒海，显现群体的力量。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拆卸着，仿佛这就是生活的惟一内容。每天下午五点，德国工人准时下班，中国工人却从不，他们会找出其他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再继续干上几个钟头。他们的干劲儿令人吃惊，但工作方式却令人震惊——无论是工人还是领导，好像没人知道什么是安全施工，即便是最基本的安全意识，也在那里踪影难觅。 “这可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工厂啊。”德国人不无伤感地叹喟，恼火而无奈，“你们这样是做不成的!”德国人摇着头告诫。这终于惹恼了一名中国的工程师。他用不流利但却清晰的德语历数了数家著名的德国企业，那些都已经被他们搬迁到中国去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拆迁工厂。”他拍拍德国人的肩，“我们是有经验的！” 德国人的质疑是无法损伤中国人的自信的。虽然他们认可德国的先进，但中国的未来同样值得期待。“中国将会更加繁荣富强”，就是为了这样的明天，他们才“咬紧牙关，艰苦奋斗”，每次提到这些的时候他们的神情都变得庄重。而在党委办公室里，张贴着一张奔驰汽车的广告画。画面上，一新一旧两款奔驰迎面交错。这是莫书记格外喜欢的一幅画，因为它有着“深刻而浪漫的寓意”：旧款的奔驰好比德国，虽然稳固但已过时，熠熠闪亮的新奔驰如同中国，它正在迎头赶上，并且平坦广阔的通途尽在前方，那就是幸福的未来。“浪漫的风铃唤起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莫书记把自己的诗句和广告画贴在一起，“作为对我自己的激励。”他对着摄影机说。 在搬迁工程将近尾声的时候，莫书记告诉弗兰克和吕肯，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虽然那不一定是他能亲眼看到的，但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再来德国，把德国‘空中客车’的工厂也买下来搬回去，到时候，由中国来为全世界生产出更大更好的飞机!”这段原本说得很豪迈的话总会引来颇有意味的笑声。 莫书记提醒德国伙伴：“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先进，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中国赶上并且超过，中国还要超过美国和英国……”好在，工人们依然是冷静得多：“中国还落后德国很远，先不要提超过，如果能用一百年达到德国现在的水平，那就已经是足以让人自豪的了!” “帝座”消失了 在影片的开始，借用了莱纳和维纳的视角观察和感受刚刚到来的中国人：那是一大群衣着统一、面目相似、表情温吞的中青年男子，令人难以区分；他们蜗居在简陋的由集装箱改成的临时房屋里，吃着用铁铲子从比浴缸还大的铁锅里炒出来的中国菜；他们几乎从不娱乐、从不外出，也从不休假；他们四百人共用一台电视却从没有出过问题，因为所有人都只看一个频道——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当那里传出中国播音员昂扬的声音或者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时，他们或会发出一些憨厚的笑声；除了电视以外，他们还四百人共用一部电话，过节时会排起长队轮着跟家乡的亲人说上几句。 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每周多达60小时，工作七天没有休息日，每天12个小时也没有工间休息，每个月挣400欧元，没有德国人会接受这样的差事；总之，“正常的工作日”是中国工人的字典里缺少的一个概念。另一个他们也没有的就是“劳动安全”。 从中国来的时候，工人们带来了两个大件儿——两口巨型大锅，一口用于煎炒烹炸，一口用于接收电视节目。它们被放置在食堂，支撑起工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基本生活，食堂因此成了迷你中国城的“中心点”。每周选出的劳动标兵，他们带着大红花的照片也被张贴在这里的墙上，那是最醒目的位置。 每天的晚饭时间该是工人们最轻松的时候。疲惫的一天后，《新闻联播》让身在异国的他们感到格外亲切。屏幕上，领导人在寄予殷切的希望，“为祖国的繁荣强大艰苦奋斗努力工作”，而他们正在为此而辛劳；“神舟五号”隆隆地飞向太空，他们黑漆漆的窗外恰巧也噼噼啪啪闪现从半空掉下的电焊火花，那是同事们在加班加点的工作；春节联欢晚会欢声响起，他们的白搪瓷缸子也倒满了白酒……过年的时候，他们会排队给家里打个电话，聊问安好，简报平安，或者，听女儿叫一声“爸爸”。 面对着弗兰克和吕肯的摄影机，他们慢慢敞开了心扉。食堂里最年轻的厨师希望回国后能立刻结婚，有了这一年半的收入，就差不多够钱成家了，婚礼怎么也得办得体面些才行；一人从会计那里支了些钱，他刚接到国内来信，重病的妻子因就医而举债，等他回家就要把在德国的所有工资拿去还债；有些书生气质的一位工人要挣出儿子以后的学费，叹息道：“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只能当工人。我绝不让儿子再像自己一样，从事这样辛苦的工作。这工作太苦了……” 终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受伤的工人生命垂危。人们的态度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工地上，第一次有人援引德国人的安全标准提请注意。面对下属的提示，莫书记用“毛主席的教导”作为回答：“革命就是要有流血牺牲。没有牺牲，怎么能成大业？”当年，“咱们那些矿井里哪个不是头顶上吱吱哑哑的？那可是随时都会塌的！可要是没有那样的苦干，兖矿能有今天收购德国企业的壮举吗？” 在施工安全上，双方最终也没有取得实际的共识。中国人提前两年完成了整个焦炭厂的拆卸和装运，“连一个钉子都没留下”。这样的效率是德国人始料不及的，按照他们的预期，工程此时应该刚进行到一半。 “帝座”消失了，莱纳说，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最后一次脱下工作服，莱纳仍把它挂进了衣柜，就像每天一样。维纳已在门口等他。莱纳合上柜门，然后转身、关灯、锁门。他们正式成为“退休工人”了。
中国工人的离开要愉快得多。把德国人的焦炭厂装进了集装箱，大大小小的礼物也已经塞满了他们自己的箱子。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辛劳了两年。 终于换掉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走出迷你中国城。下一站在召唤，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余波 漂洋过海之后，“帝座”在2006年得到了新生。它不负威名，焕发出强大的威力，把兖矿集团一举推上了中国焦炭业的霸主宝座。 在此期间，世界工业原材料市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济的迅猛增长不断拉大着中国对焦炭的胃口，这直接导致了焦炭价格的飙升——在一年之内，从每吨30美元猛涨到550美元。鲁尔区硕果尚存的三家焦炭工厂已持续满负荷运转，但仍不能满足需求。如果没把“皇帝宝座”卖给中国人——那将完全是另一番局面，而此时距离中国人把“宝座”搬走，不过才只有几个月。对德国人，对鲁尔人，对曾经的“帝座”人，似乎没有比这更苦涩的幽默了。 各种质疑和谴责纷至沓来。不惜巨资而建的最现代化的焦炭厂，仅仅停产三年就廉价卖出，这种决策是否太过轻率？太缺乏规划？太没有远见？……讨论声中，一座新的焦炭厂已经在建设中。当然它会比当年的“帝座”更为先进。德国人有这种自信。 焦炭工业重新回到了鲁尔区，“过去”在成为过去之后又回来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例如莱纳和维纳，这一切迟来了一年，他们不能再回到过去了。 依照弗兰克和吕肯的看法，至少在影片涉及的层面上，两个国家的工人都是失败者，而相对的则是他们的雇主或者公司的高层人员。中国工人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追逐着一个能变得更好的未来，有时甚至近乎盲目。但当这种繁荣最终实现的时候，他们还能健康安然地看到吗？而德国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更还有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他们的故乡，如何面对这种社会身份的骤变？如何面对它所导致的后果——例如种种严重的心理问题？又有谁可以帮助他们？ 当这些“人”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聆听时，讲述它们的人已随着返回中国而再度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否仍继续过着每周工作60小时的生活，且拿着只有德国工人十分之一的工资？他们是否仍然在为了完成工程的进度而进行不安全的操作和劳动保护？他的婚礼是否已经隆重地举行？他的妻子是否已经康复？他的债务是否已经还清？他给孩子的学费是否已经存够？在这个匆忙的时代，也许，他们已经又变回了“蚂蚁”，穿着蓝色、橘色或者绿色的工作服，奔忙在为明天服务的巨大工地上。 谁败谁胜？孰输孰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