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福田对《论语》的热衷，反映了当代东亚国家寻找共性的需求。
刘迪[东京]
1月末的一天，日本福田首相在其官邸会见了访日的中国学者于丹。今年７２岁的福田说：“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读《论语》长大的”。他回忆说，很小的时候，他就学过《论语》。
会见之后，于丹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人对《论语》的熟悉让她“惊喜”。其实，日本人，尤其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的日本人，言辞之中，多少都有中国古典的影响。因此，日本首相懂《论语》，本不必惊讶。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某个政治家对中国古典的某种理解，来阅读其性格乃至政治倾向。 我们知道，福田的座右铭是“行藏于我存，毁誉乃他人”（走自己的路，评说任由他人）。这句话来自胜海舟（１８２３——１８９９），而溯本求源，其前半部分来自《论语·述而》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福田康夫在政治世界中孤独的一面。尽管福田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但早年的康夫并不喜欢政治。因此，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石油公司，一干就是１７年。因其胞弟早逝，福田康夫才被推向政治家的道路。 于丹将自己书写的“礼之用，和为贵”送给福田首相。当然，这是投其所好。因为，去年福田登上首相宝座时，即宣示要搞“以和为贵”的政治。“和为贵”是福田政治纲领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公元７世纪时，圣德太子拟定的《１７条宪法》，头条即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福田任首相后，贯彻“以和为贵”的政治，有两个重要目的。首先，在内政方面，他面临的课题是，纠正小泉、安倍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日本国民带来的损害，遏制贫富差距加剧的现状。在外交方面，则要继续消除小泉时代日本亚洲政策的负面影响，展开“以和为贵”的外交。 福田“以和为贵”的政治纲领，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去年岁暮福田访华，１２月２８日晚上，胡锦涛主席会见并宴请了福田，据透露，席间两人曾谈及《论语》。首先，福田说，日本现在兴起《论语》热，对此，胡锦涛主席则介绍，关于《论语》，中国办了各种讲座，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 笔者并不认为，福田在两国领导人会面时谈《论语》，仅是随便说说。他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据了解，去年１２月２３日访华之前，福田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教授稻畑耕一郎围绕《论语》交换了意见。稻畑教授是中国古代史专家，生于１９４８年，有不少中国古代史论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日文版，也是他领衔翻译的。从求教中国古典专家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福田访华期间谈《论语》，是有准备的，更有其目的。 福田提《论语》，目的当然是造成一种外交氛围。谈《论语》，中国高兴，而日本也应该高兴。在日本，即使反对福田的人，也很难在这个方面发难。 此外，福田访问曲阜，也有象征意义。《朝日新闻》认为，访问曲阜孔庙，表明福田希望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很显然，福田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出联结中日两国的精神纽带。此外，从福田来看，他更想说的是，两个民族，要从“古典”出发，“温故创新”。 当然，福田谈《论语》，也包含实用性层面。他在会见于丹时特意强调，“现代中国人、日本人，都需要学习《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他的这种想法，是对日本社会伦理观混乱有感而发。 福田对《论语》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东亚国家寻找共性的需求。近代之后，在国民国家建设运动中，每个国家都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这种倾向，固然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但却造成负面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怎样在尊重各自发展道路的同时，重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对于今后东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