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赛
“我一旦离开这个国家，到另一处较文明的地方走走，才惊觉别处的婴儿个子大许多，小孩也胖许多。或者，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已令我接受了‘婴儿体重不足两公斤仍属正常’的现实。当然，那是完全不对的。在世界这一端工作，有时真的迫使我思索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血红素水平在12度以上本谓之‘正常’，只因为这里的血库没有足够的血液，输血治疗也是尽量不用，因为缺乏专人护理，风险相对的高（经我诊治的孩子，至少有5名在输血过程中死亡）。我实在难以相信自己观念的改变，但环境真的会扭曲人对‘正常’的看法，而岁月亦会逐渐把这些扭曲的观点变成你的一部分。” 这是香港医生陈述华在非洲工作时写给朋友的信件，被收录在无国界医生组织（MSF）一本叫《写在救援侧面》的书中。2002年，他作为MSF的一员，在安哥拉救援那些因战争和饥荒留下来的病童。陈述华从小家境清贫，中学时曾在车衣工厂打过工，做过清洁，发过传单，他深信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希望，无论大与小。 在加入MSF香港办事处之前，陈广慧是一个记者。在将近10年的从业经验里，她深感新闻业冷漠的一面，对于影响社会，她觉得手中的笔不够“直接”，而随MSF医疗队往返于天灾人祸的现场，作为一个苦难的“见证者”，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着活下去的人，把他们的声音、眼神、面孔、命运告诉给世人，才让她感到人生有意义。 去年，陈广慧从埃塞俄比亚西部一个叫甘贝拉（Gambella）的小镇前往苏丹一个叫皮博尔的小镇。埃塞俄比亚有80多个民族，是非洲最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很多暴力，许多人不得不逃难到苏丹或其他邻近国家。皮博尔就有很多从甘贝拉逃难过来的难民，他们住在简陋的难民营里。知道她从甘贝拉过来，所有人都很激动，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他们不停地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见谁谁谁，而那些名字，她当然一个不认识。“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黄皮肤的外人，那么多黑皮肤的人向我打听亲人的事情，我觉得很心酸。” 在这个叫皮博尔的小镇，因为长年战乱，人们已经有20多年没看过医生了。MSF在这里有一个诊所，是方圆百里唯一的一个医疗机构。所谓诊所，只是10多个大帐篷搭在一起，每个帐篷大概可以放6张病床，还要有一半的空间留给医生问诊、洗伤口和包扎，中间只用一块布隔开。很多病人，包括重症患者都要到这里求医，有时候，他们要走整整一个星期才能到达。“很多人说无国界医生是英雄，其实我觉得那些在绝境中挣扎着活下去的人才是英雄。他们对生命的执著和意志，我不认为自己能做到。”陈广慧说。 某一天，一个9岁的小男孩因为经常发高烧被送进来。他才9岁，很漂亮，很有礼貌，但瘦得厉害，缺乏食欲，肝、胰、脾胀大，肚子大得不得了。这是黑热病的典型征兆，一种由苍蝇寄生虫传播的疾病，如果没有适当治疗，死亡率几乎是100%。因为诊所里没有验血工具，医生只能把他的血液样本通过飞机送到别的地方去检查。 “那是夏天，帐篷里很热，温度有40多摄氏度。虽然非洲人习惯了热，但在还没有确诊等待验血报告的时间里，他妈妈常常把他抱出去，坐在大树底下乘凉。那天，我刚好经过他的身边，他突然向我招手，他面前摆着一碗食物，类似小米粥的糊状物。他说了一串土话，我不懂，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沟通。通过身体语言，我们能很好地理解对方的意图。他是请我与他分享那碗粥。我很感动。在城市里，你有病的时候不会对陌生人微笑，你没钱的时候不会与别人分享食物。但这样一个小小的病童，安静地坐在我身边，笑起来露出很大的牙齿，那个笑容我一直难以忘记。” 这个诊所里唯一的医生也是一个香港地区来的年轻人，才29岁。他在香港的一家政府医院工作，有了一个无薪假期，就跑到苏丹帮人治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说，想多做一点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他说:“我们毕竟是外来的，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可以太平，他们可以自己帮助自己，那才是最好的。” “我们做人道援助，必须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我们不可能改变大环境，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的重心在每一个人，给每个人所需要的治疗，让他们恢复健康，离开诊所，这是我们能做的。”陈广慧说，“特别是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送进来的时候，病得很重，很瘦很瘦，不能进食，还有并发症，但只要给他们补充一点水，一点营养，他们真的会好起来。像一位医生说的，就像水浇在又硬又干的海绵上，他们很快就可以站起来，还能跳舞、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