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步冲 1968年1月15日，金牧师在亚特兰大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做了晨间布道，虽然长期为失眠和神经衰弱所苦恼，他仍然用滔滔不绝的雄辩演讲抨击遍及全国的骚乱和暴动，拒绝了任何在美国国内开展切·格瓦拉式黑人城市游击战的主张。作为解决方案，他宣布自己将领导一场旨在解决美国国内有色人种贫困问题的“穷人运动”，以新一次大规模的“华盛顿进军”揭开其声势浩大的序幕。 然而，相对于5年前，这个宏伟计划的背后动力已经衰竭了：黑人中的激进主义者，甚至他身边最亲密的战友，都在反对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而许多白人支持者则已经把反对矛头指向了越南战争。联邦调查局对他本人和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的窃听与恐吓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月14日，他在亚特兰大黑人区的复活节汽车旅馆会见了78个美国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团体的领袖，为即将开展的“穷人运动”做第一步尝试。仿佛是在昭示这场运动的艰难，会见气氛并不和谐，少数民族代表在面对同时到场的白人工人领袖时，流露出的只有冷漠与不信任。 半个月后，金遇到了自己一向坚持的非暴力精神的另一次严重挫败。孟菲斯黑人环卫工人举行了罢工，尽管金的集会演说仍然精彩，以一句“你们在要求这个城市尊重劳工的尊严”博取了所有听众的掌声，然而，3月28日，由金本人亲自参加的一场和平示威游行变成了掠夺和骚乱，当队伍靠近市政大厅时，一些骚乱分子混迹在人群中，开始焚烧路边的车辆和劫掠商店。混乱中，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据称参与暴行的黑人青年，金的助手伯纳德·李和摩托车巡警Me.尼科尔斯不得不迅速将他拖进一辆庞蒂亚克轿车，回到了旅馆。作为回应，联邦调查局迅速利用这一事件宣称，金牧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背离了表面上的主旨，“成为引发破坏、骚乱的根源”。4月2日，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再次请求恢复对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的办公室进行窃听，并且拟定了一项名为“反谍行动”、旨在调查和瓦解那些对美国政府持不同意见的激进组织的方案，其中计划以散发传单、派遣卧底，甚至派出妓女等方案“毁坏金牧师与他组织的名声”。 然而，事实证明，调查局已经不必费心去解决它心中的大麻烦了。回到亚特兰大后，孟菲斯骚乱在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内部再次引发了分裂，安德鲁·扬借此攻击金关于“穷人运动”的方案完全是好高骛远，首先维持一支成分庞杂、彼此不容的游行大军前往华盛顿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队伍抵达时正值国会休会，影响微乎其微。拉尔夫·阿伯纳西和金的副手詹姆斯·博文则力劝金牧师放弃对孟菲斯工人的支持，不过金最终坚持返回孟菲斯，力争让运动“维持在非暴力精神的控制下”。4月3日21点30分，他在孟菲斯克莱伯恩礼堂面对2000名罢工工人和支持者做了平生最后一次演讲。伯纳德·李回忆说，金牧师的演讲与平时不同，不断提到自己曾经和可能遇到的行刺，不断地说，“万一某些事情发生，你们必须继续下去”。
第二天，4月4日星期四，天气转晴，17点钟左右，安德鲁·扬、伯纳德·李等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的成员和金牧师的兄弟A.D.金在洛林旅馆201号房间给金带来了好消息：孟菲斯地方法院已经允许他们参与环卫工人即将发动的和平示威游行。就在此时，在孟菲斯主大街约克枪械公司楼上的办公室里，化名约翰·威拉德的詹姆斯·厄尔·雷架起了一架博士能军用双筒望远镜，腋下夹着装有.30－06口径雷明顿运动步枪的枪袋，然后在比邻洛林旅馆的贝西布鲁尔旅社租下了一个房间。从那里，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从70码外看到洛林旅馆的房间号和阳台走廊上的一举一动：金牧师正在自己的306号房间外的阳台上和同僚们闲谈，大约17点40分时，匆匆返回房间准备与金牧师一起出门的拉尔夫·阿伯纳西听到了一声模糊的仿佛点燃爆竹的枪响……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圣雄甘地之后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的最伟大继承者，马丁·路德·金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全国范围内，发生纵火事件共2600起，受伤人数超过2000人，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 该如何评价这个在1955～1968年几乎一手推动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运动的人物？泰勒·布兰奇说，蒙哥马利市罢乘运动，将金牧师一下子提升到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的地位，此前，他不过是一个26岁的神学毕业生。他杰出的协调才能，是将自己坚定的非暴力信条与更为激进的拥护者之间的矛盾缓和在分裂临界点以下的最大保证。与其他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统一行动委员会（SNCC）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相比，金牧师的主张更富历史前瞻性，然而他的失败与挫折却深植于自己所倚仗的最主要力量中：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以来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团体能完全理解这位摩西式导师的全部诉求。 尽管如此，金还是用自己的一切天赋让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学会了如何用最小的牺牲，来获取民众与媒体的关注，进而获取最大的成就。尽管这些手段有时候与他身上被覆盖的光芒并不相称：1963年5月，金牧师曾指示怀亚特·沃克——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领导旨在废除餐饮业与购物机构种族隔离的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地方领导人，要求他务必“迫使警察摊牌”，即刺激市治安长官对参加示威的群众和被称为“儿童民权十字军”的大学生采取暴力。因为警察，尤其是白人警察的克制态度，使得这场运动在开展5个月后，并没有取得金牧师想象中的成就。终于，当6月3日，警察出动警犬、催泪瓦斯和警棍企图驱散示威学生，并引发围观黑人与警察进行殴斗时，电视台记者拍下了这一幕。当消息传到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时，居然引发了一片欢腾。在场的SNCC领导人詹姆斯·福曼回忆说，这简直是冷血、残忍与功利十足的政客阴谋，然而它确实有效。次日，肯尼迪总统派遣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飞往伯明翰商谈解决方案，10日，双方签订了协议，不久，肯尼迪总统也决定在当年提出公民权利法案。这一法案最终在次年被约翰逊总统批准。 如果金牧师的生命在此时结束，那么他的身影无疑将更为伟岸。不容否认的是，自从1965年这个民权运动的巅峰时期过去后，民权运动组织之间，以及内部的矛盾无法继续被金的个人感召力所掩盖：分别在1964、1965和1968年通过的民权法案、选举权利法案和公平住房权利法案，至少在立法上基本达到了这一运动最初设定的目标。截至1968年底，在贫困线下生活的黑人人口从总数的40%下降到了20%，而到了1971年，31%的黑人家庭年收入达到了1万美元。正如泰勒·布兰奇所言：“民权运动的衰落和‘二战’结束是同一个道理——敌人基本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