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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半个月的“两会”，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新任领导人的各种“语录”，仍然在网上发酵。各路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新一届领导人的生平故事，这已成为媒体的一道新风景。 故事不断被挖掘，一本22年前出版的旧书，猛地闯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短时间内受到热烈追捧。 此书只有薄薄的212页，包装极其简单，当年的售价只有4元，一本早已绝版的小册子，为何能在22年后重新走红？盖因为在其封面印着四位显赫的作者，依次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中国房地产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此书出版于199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领衔，后面的3位都是他当年的硕士生，本书收录了3名学生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力作，作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企业集团的发展、农村改革方向等命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这本书成书于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在当时社会思潮混乱的环境下，四位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对改革的具体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 在当时看来，此书的观点可谓“激进”，孟晓苏的第一章在结集出版前，发表在1992年3月份的《管理世界》杂志上，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撰文《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痛批孟晓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孟文中所提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也被扣上了“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的帽子。 到了当年11月，邓公南巡，次年1月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讲话中重新强调“不要先问姓‘资’姓‘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紧接着“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报告，并在1993年写入宪法。 孟晓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今天人们重新对这本书感兴趣，可能更多的原因是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而非对其内容感兴趣。但作为本书的作者，遥想当年，难免感慨。 “如今22年过去，我们当年的这些思想与理念全都变成了政策，这些正确政策推动着中国走向繁荣。” 挑战刘易斯“二元结构”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想要找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但是已经绝版，只能在网上看电子版，能否请您谈谈当时您和其他几位作者写书的经历？ 孟晓苏：当时我们几个都是厉以宁老师带的研究生，书中收录的是我们3个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他的部分是厉老师所写。我们这群人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也不是为了找工作，我们当时都有工作，我当时已经做了6年万里同志的秘书，在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是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李克强和李源潮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既然是读书就得认真读，当时要求我们几个有工作经历的学生，每人都要写几篇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现在或许还能找到。所以到毕业的时候，硕士论文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李克强写的题目是挑战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我们的导师组由三位组成，分别是厉以宁、萧灼基和刘方棫，平时三位老师一起指导我们，后来才以题目分别安排论文指导教师。 萧灼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来写这篇论文，挑战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二元结构”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必然是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发展结构，刘易斯因为清楚地论述了二元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萧灼基当时认为中国经济学者有能力挑战挑战二元结构说，这就是后来李克强那篇论文的名字的来源，《试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8年。又跟着万里同志到了全国人大，积累下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也经历了改革波澜壮阔的过程。面对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徘徊与1988年价格改革的失败。因为有了那段实践，我决定写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确定的题目就是《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提纲确定后这篇硕士论文我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来了。后来我的导师确定为刘方棫，李克强的导师是萧灼基，厉以宁老师指导了李源潮。 我的这个题目包含着当时最敏感的内容，即把市场取向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详细论述了“起点模式”、“过渡模式”和“目标模式”。我所谓的“起点模式”并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条件，中国是一种很模糊的模仿的“计划经济”，其中还带有一些封建色彩。总之我们的起点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不成体系的东西，妨碍了中国发展。那“过渡模式”是什么呢？过渡模式就是当时的“双轨制”。而“目标模式”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有不少人把它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提出来的是坚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时代周报：在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的时候，你为什么敢提出市场经济？ 孟晓苏：其实，十二大以来已经有了一些相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并没有太明确的描述。我之所以敢提出市场经济，是因为我多年在高层工作，亲耳听到万里同志1986年就说过，双轨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并且把它写了出来。 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模式存在着诱发性改革和强制性改革，对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操作我都做过论述，诱发性改革是群众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的改革，强制性改革就是中央确定了要推进改革，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当时就已经研究出来了的不同模式，浅水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深水区靠什么？我认为要靠理论指导。现在在中央文件，包括习总书记的讲话里，都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战略。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他们这些论述都是十分深刻与切合实际的。 听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李克强总理阐述施政理念，我感觉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率领的这支团队是个“梦之队”，他们所阐述的中国梦是170多年以来多少革命先烈的梦想，也是我们今天的梦想。我在听李克强谈政府机构改革，谈经济发展的设想，包括城镇化的时候，几次热泪盈眶。 “城镇化”构思已久 时代周报：这样说来，您是李克强同志思路形成的见证人了。 孟晓苏：我相信在农村的那段生活为李克强写他的“三元结构”提供了实践基础。所谓“三元结构”就是通过工业化和产业化提升农村的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实现城镇化。他讲的是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实际上很多年前他就在构思这个问题了，我是可以说是见证人。 我们当时选择论文题目，都是根据每个人自身的工作经历。克强在最苦的农村，不光插队，还当过基层干部。当时学校在挑选学生干部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这些有基层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的人。克强也是少年老成，当时在学生里很有威信。听说他们法律系在外地实习的时候，他还帮助纠正了一些错案，得到系里的好评。 其实当时论文章发表，只有我的文章争议最大。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厉以宁老师做了很多删减，把其中一些尖锐的话删去了。 时代周报：如何评价李克强同志当时的这篇文章？ 孟晓苏：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人敢在农村问题上与中央意见唱反调。可是在城市改革、股份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方面都在争论。李克强文章的题目内涵太大，应该说是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力。他能够从农民承包制一直想到未来的城镇化、工业化，农民变成市民。这个和我们当年的题目就当前的市场经济的争论来发表意见不一样，应该说他的文章内涵更广阔。这一理念将会继续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 后来我们又先后在厉以宁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课程。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我的论文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最高奖，并在1998年变成了房改方案。随后的房改课题组让我当组长，是因为课题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等经济学大家都参与了这篇住房制度改革论文的研究过程，能够集中这么多的顶级智慧的经济学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真是豪华团队，所以后来的房改方案，包括住房商品化、政府建设保障房，这都是从这个房改方案出来的，还有住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等等都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当时的观点：“住房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被朱镕基总理所肯定，他说要使住房建设成为我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国务院领导认知的转变，又促使我们更加大胆的研究，就这样相互促成，就推动了房改的实现。 从李克强撰写硕士论文到现在，已经有22年。他是22年前就研究这个题目，并且有重大成就的专家。所以他不是现今才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在学生时代就有了深思熟虑，甚至可以追溯到在凤阳插队时候的思考，但他的理论形成，他作为理论大家是在硕士论文形成的时期，而萧灼基老师所出的题目恰恰符合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优秀硕士生。 在后来的领导岗位上，他不断在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包括在河南和辽宁的工作，原因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改革与发展理念，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他的发源。这本书不是我们思想的结论，而是我们思想的发源。 而李源潮当时研究的是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了不少企业案例，并且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应该说后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大企业发展过程，恰恰依循了李源潮论文所揭示发展规律。在李源潮在地方工作期间，在江苏大规模推动城市建设，特别是推动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都依据了当时他深入研究的企业集团的发展。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这是他不变的理念，路径包括企业改制和上市，使企业有内生性的活力。而这本书里面另外那些章节，是厉以宁写的股份制和科技创新等诸多内容，使得论述结构逻辑清晰，书不厚但是凝聚的思想内涵却很深厚。 回顾80年代，那时是整个中国大地都激荡着改革思想的年代，后来也产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有理想，不是现在的迷茫和浮躁。那时大家热烈讨论的是国家的发展，和走什么道路。包括批评我的那些人，我也很尊重他们，他们很执着地追求着过时的经济体制，他们认为通过计划经济可以使中国富强，而我认为实践已证明他们的错误。 有的时候学生问我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因为当时明显跟主流思想不一样，我是想着学习以后，就要给老师交个答卷，写东西要认真，后来因为受到人们不公正的批判，又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支持肯定，所以成为当时研究市场经济的学者，其实我学习邓小平理论学到的还只是一点皮毛。 李克强把邓小平的理论应用到了中国的农村，所以越是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李克强的理论越是会对中国经济变化，乃至社会结构变化发挥重要作用。这本书对厉老师来说并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一本书，他著作等身，但是用一个非常简练的书目，却能把中国走向繁荣的正确选项都汇集起来，这是厉老师的功劳，当然学生们也都在老师出的题目上作出了精彩的答案。 已经走向繁荣，但还远远没有完成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观点来看以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现状，您觉得是否还有一定的差距？ 孟晓苏：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提出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后来中国已经走上了，我们已经在走向繁荣。但这个路走完没有？肯定没有。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上正路了，但是这条路还远，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那一定能实现中国梦。 但是应当说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回潮，过度的政府干预使得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一波三折。本来应当是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我们把它叫做“双重覆盖”，两个调节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第一次调节是市场调节，它是覆盖全社会的，第二次调节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调节市场不能管和管不了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很容易理解的社会保障和公平，包括通过征税、财政转移支付缩小社会差距。但第二次调节不能过分，变成了闲不住的手、乱摸的手。现在在过度干预的领域要把这只错装的手换上市场之手。李克强讲得很形象，他说要英雄断臂。我认为政府不能变成千手观音、万能政府。除了两次调节以外，还有第三次调节就是社会道德、社会慈善的力量。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两次调节，这些问题在中国很早就把理论完善了，但是可惜有些人不读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懵懵懂懂，经常违反市场规律，对经济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我不去批评某些具体政策，我只是觉得整个思路要调整。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不光造成了经济上的波动，同时政府权责过分扩大也加大寻租现象加重了腐败。要精简机构就要从精简职能开始，政府不需要管这么多的事而是要把该管的事管好。这是当年我们的思想，可惜近年又被弄糊涂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学生要考公务员。 我通过电视直播看着李克强总理在那里回答记者，铿锵的语言、坚定的神态、幽默的语言、睿智的答问，令我感动和激动。我感觉我们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当年我们呼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时所激荡的伟大理想将会进一步的实现。这是全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170年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的夙愿。大家都寄希望于新一届领导组成的“梦之队”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那就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定地按照这些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我相信“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