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正式职业是“反明星”,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艺人,成为他们在网络和其他场合肆意攻击的对象。反明星组织是一个半地下的“网友组织”,在全国已有11万会员。
撰稿/赵倩倩
一天24小时,铃子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上网。23岁的她平时不喜欢逛街,顶多去电脑城转转。 如果不是4个月前的那场酣战,铃子恐怕一直都是个普通网民。她说,她不喜欢现在那些“素质低下”的明星,却欣赏80年代的艺人,看重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良好修养。 当同龄女孩都在享受美好青春,铃子却一心潜伏在虚拟世界中,她没有其他工作,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了一项神秘的“事业”——反明星。 从卧底到爆吧 “组织一般不接受采访,如果需要公开露面,就必须戴面具或口罩。”尽管如此,铃子还是成了“反星组织”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要人”。 今年7月,湖南卫视将《我的淘气王子》等6部爱情偶像剧放在官网上供网友投票点播,其中《我》剧由杨丞琳主演。 熟知内情者都知道,杨丞琳这个18岁就出道的女孩,曾不慎在综艺节目中流露对抗日战争的“轻视”,在内地一直口碑不佳。尽管她在今年4月新浪网召开的发布会上,就此事“郑重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但这一举动并不被网友所认同,相反,还被认为是公司在炒作。 为了“净化娱乐圈”,反星组织早早地开始了针对杨丞琳的特别行动。铃子就在这时开始佯装“琳迷”,成功地潜入了杨丞琳歌迷会,卧底达4个月之久。她一边在其中挑拨离间,一边偷偷联系“爆吧团”,最终促成了行动的胜利。 7月23日,铃子和她的战友们在天涯论坛首先发难,掀起了“万人签名抵制收看杨丞琳电视剧”的高潮,几个小时内便有500多人次留言。而到了月底,杨丞琳百度贴吧又在铃子的策划下猛然出现10万余个反对贴,骂声迭起。整个“爆吧”行动持续两日,参与者保守估计达400人,管理员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所谓“爆吧”,就是网友有组织地发表各种反对贴、垃圾贴,干预贴吧内的正常交流。一个贴吧被爆几次,往往就有大量粉丝气愤离去。凭借这一役,铃子从组长一跃当上“成都分会长”。斗争的结果是,湖南卫视不得不撤下《我的淘气王子》。 这着实让铃子兴奋了一把。或许是尝到了甜头,反星组织对杨丞琳的攻击愈演愈烈。他们声称:“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和杨丞琳有连带关系,都将受到批判。” 10月26日,总部决定对杨丞琳实施“最后消失”行动,代号“全球灭羊”的这次行动,号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消失在大陆”。最近,全国各地的分会长将集聚成都举行活动,到场会员每人可领取一斤鸡蛋投掷杨丞琳的画像,“让她不得翻身”。 铃子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杨丞琳“敲一下警钟”。 全国有会员11万 “爱国有理,爆吧无罪。”在反星组织所攻击的众多明星里,只要带有亲日和“台独”色彩,就是“重点关注对象”。 从1984年第一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举办至今,中国电视的造星运动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在最早,一个歌手要想出名,必须经过电视大赛的洗礼,或者得把歌拿到广播电台去打榜,然后才会被观众听到并接受。而如今,随着媒体渠道的畅通,各式各样的造星活动大行其道,彻底打破了传统造星程序,名利纠缠导致黑幕重重,速成明星的身上往往存在诸多道德和专业水准问题。 “反明星是大家真的想反吗?不是!是明星太过分了。”反星组织上海分会长秋雨斩钉截铁地说道。 铃子认为:“80年代的艺人会想怎么帮助人,现在的艺人是想怎么赚钱、怎么骗观众,拿国家历史炒作、拿吸毒炒作,他们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愤怒,他们玷污了明星这两个字!” 当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遍地开花,反星组织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自发开展了抵制活动。时至今日,他们已发展了10个分会,会员多达11万人,仅上海一地就有6万,成员以80后居多。 在成都分会,每天有20多个人负责搜集媒体消息,“如果发现故意炒作和道德低劣的明星,就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再根据调查核实,最后确定被攻击者的对象。 组织内部,上有部长,下有分会长,再接着是副会长、秘书、助理、管事、会员和临时会员,命令一旦被传达下去,各地分会就进入运作,协同作战。若有人想加入组织,必须先进入一个临时群,待审查通过后才能成为会员。若没有组织的命令,任何会员不得擅自行动。 财力上,成都分会是会长铃子出马拉赞助,现已得到不少商家的支持。“虽然一开始还没哪个商家敢接招,但后来看看没事,又觉得有意义也有商机,就都来了”,毕竟“我们不可能一直靠卖软件在现实中和明星斗,那样根本没多少资金可以用”。 此外,总部还会考察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管理严格。比如上海分会长时间未处理临时会员问题被记了小过。铃子11月累计犯错4次,将有可能被逐出组织。 上海分会会长的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中,上海和长沙发展得最好。据铃子介绍,上海分会长秋雨是个“比我还厉害的小女子”,只是平时行事低调,不愿出来露面。 最近的一次行动,上海分会盯上了艺人罗志祥。唱片公司让他站在车身印有“八国联军”的吉普里做专辑宣传,结果被反星组织的“新闻小组”查个正着。铃子透露说,组织本已准备对付罗志祥了,去他的贴吧和论坛发了留言。结果唱片公司和歌迷团马上发函道歉,希望不要追究。“歌迷是无辜的,最后我们就算了。” 事后不久,新浪和天涯的相关帖子被全部删除,只在百度贴吧里留下一段话,奉劝其他网民不要对反星活动采取攻击行动,“否则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在记者发出采访请求后的第三天,秋雨才登陆QQ,浮出水面。而这一用来接受采访的QQ号,还是刚刚从杨丞琳上海歌迷会的会员那里盗来的。秋雨说:“反正她‘死’定了,这是北京的命令”,她只是负责让杨丞琳“在内地彻底消失掉”。 把反星作为事业,26岁的秋雨在反星组织里已经做了4年。在她的QQ签名档中,赫然写着“我反明星已四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明星死在部长手,让我伤心让我兴。” 几年以前,秋雨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上海某高校学习计算机专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也有过追星的岁月。当时她最喜欢的明星之一是赵薇,但2001年的“军旗装事件”却一下磨灭了她对赵薇的喜爱,随之,恨意开始滋长。 “反明星的人基本都是被明星伤害过的人。”尽管这件事情现在都过去了,不过打那以后,她慢慢走上了反明星的道路,“那时候只是闹着玩,帮部长(反星组织总部)卖卖软件,后来发现现在不少明星越来越糟糕,就把反星当做职业。” 毕业以后,秋雨没有找工作,而是把反星作为第一选择。熟悉网络的她知道,“做好的黑客月收入一万不是梦”。于是,她和另外几十个网络高手组成黑客小组,加入了反星队伍。 刚开始时,秋雨还在北京总部工作,后来到了上海,长期在七宝和徐家汇地区发展自己的群体。现在,她每月可以从总部拿到工资1900元,加上卖软件、QQ号、游戏账号所得,总共3000多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但秋雨的家长并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 “家里反对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而且我还补贴家用。”一开始,家里并不知道秋雨做什么,但眼见孩子突然开始有了钱,在家长的询问下。秋雨坦白了。父亲没有说什么,只要求“不做违法的事就行”,还给她买了两台电脑。于是这一做,又是3年。 支持不单来自家庭。如今秋雨的很多朋友在分会里做事,她一人带着4个助理、2个秘书和6个副会长,统领全局。秋雨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不用说了,我男朋友很支持我。” 然而时间久了,她也渐渐失去开始时的激情和冲劲。“我在想等明星变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她已经把4年青春献给了反星组织,倦怠感不言而喻。 “没垃圾明星,我就解散分会。这也是组织上想的,因为我们都要结婚生子,以后孩子长大一点,问妈妈你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不上班吗?如果告诉孩子我上班就是反明星,我说不出来,我估计部长、铃子他们都说不出来。所以我打算再干几年,然后把会长位置让出来给后面人来做。” 激进主义隐忧 在铃子和秋雨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反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即“部长”,一直在暗中控制大局,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轻举妄动。记者向铃子反复请求采访部长,但铃子说,“你明知道他不接受采访的……”最终,这位神秘的“部长”没有现身。 记者将一段网友的评论给秋雨看,其大意是谴责反星组织将娱乐与政治挂钩,“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乱骂人”。但秋雨看后却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发帖人是杨丞琳公司的枪手,“我们一看就知道”。 尽管反星组织一再强调不会像韩国“Anti-Fan”一样对明星实行人身攻击。(在韩国,大多数艺人都有自己的“Anti-Fan”。这群人如“歌迷会”一样,结成盟派,并成立专属网站,在网络上发表对明星不满的言辞,甚至做出过激的伤人行为。他们曾向“东方神起”成员郑允浩赠送掺有强力胶的果汁,导致其中毒,最后被迫送医院洗胃。) 为了表明与韩国“Anti-Fan”的区别,秋雨向记者举例道,曾有某超女的经纪人试图出资让他们攻击另外一个人,但组织最终拒绝了经纪人的请求。她说:“超女我们都不喜欢,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事情我们不做”。她还说,“给钱的事情不能做,这样的话反明星行动就不纯洁了,性质全变了,和我们初衷不一致,我们只反伤害过大众、有辱国家尊严的明星。” “我们都怕了”,铃子说,“歌迷要是抓住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和秋雨,是歌迷抓的重点。” 社会需要介入和引导 如何看待反星组织,上海社科院青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总的来讲应该肯定他们的行为,因为明星的不良言行确实有泛滥的迹象,对整个民族精神不利”。但同时反星组织又具有“缺乏公共理性”的特点,犯下许多“幼稚病”。 “首先是政治上,把杨丞琳等弄得生不如死,这是‘民主的暴政’。其次,它是反理性的,比如卧底,这是一种敌对的办法,是人性不好的一面。第三是经济上的,当然他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真正进入商业运作,就很难自我控制了。” 另外,孙抱弘还表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适当介入,给他们提些建议,做好引导工作,“如果能通过反星组织让老百姓认可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明星需要约束,民间约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反星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 年轻人在里面滚打、锻炼,将来成为很成熟的公民。”孙抱弘总结道,“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还没有完全展开,公共空间非常有限。但网络还是个空白的地方,发言比较自由,所以公民社会可能首先在网络社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