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１９７７年７月７日
雷纳德·伍德科克和万斯国务卿一起到白宫来，和我商量我想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他还有一周左右就会前往北京。我告诉他，我觉得外交关系正常化是明智的。我相信美国人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愿意承担这个决定所要担负的政治责任。当然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如何在和台湾的关系上取得平衡，既要与中国建交，又遵守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日 我和柴泽民（编者注：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谈。我为这次会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部议程也都在翻译的帮助下谨慎进行。他几乎是在背诵伍德科克之前就已经向我报告过的中方立场。我们的原则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后，仍将继续有限地向台出售防御武器，我们将发表一个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公开声明。我们希望中国不要以不合作方式处理此事。我强调了得到我完全信任的伍德科克所正在进行的谈判的重要性。 １２月１３日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还有布热津斯基（国家安全顾问）一起工作到很晚，商量给伍德科克指示的细则。 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刻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国务卿），让他迅速做出回应。我还和哈罗德·布朗（国防部长）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 我们反复推敲了文件的措辞，尽可能确保这份眼下还是极端机密、但却最终将被公众审视的文件可以被国会和公众接受。我对整个过程很满意。 １２月１４日 我们很惊讶邓几乎没有做修改就接受了我们的公报草案。我们双方都想加速（建交）进程。 邓在不到２４小时内就接受了访美邀请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他理解我们还将继续履行一整年的美台共同防务条约（根据我们的双边协议，该条约还有一年才到期）。他赞成我们在公报中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因为这与中方立场不矛盾。同时他了解，在（美、台协防）条约到期后我们将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他们在公开场合将反对此一做法，但私下已了解，情况将会如此。 我亲自打电话给（日本的）大平正芳首相，他很高兴，反应也很积极。我随后通报了福特总统和尼克松总统。我和尼克松还聊了很久，他非常高兴。要通知的人很多。后来我给布热津斯基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尼克松谈了些什么。我问他，如果他听到中国已经取消了建交决定怎么办，他差点立刻昏倒。好在我赶在他昏倒之前告诉他这只是个玩笑。 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决定遭到了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宣称我不能支持北京政府，而与台北关系的倒退只会导致美国公信力的下降。他们抨击我，试图扭转我的决定。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 上午晚些时候我接受了一档要在中国播出的电视节目的采访。我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结束了美中长达３０年的疏离。它开启了双方增进政治协商和文化贸易科技等方面的交流的大门。它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并将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称，这个决定在美国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我和我的两位前任都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我还面对镜头直接向中国人民讲了一番话，我说毫无疑问这是我迄今为止面对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讲话了。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６日 我带着一大堆有关中国的简报资料来到戴维营。 （然后邓小平抵达了华盛顿。） 邓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个子很小，坚定，聪明，坦率，勇敢，有个性，自信，也很友好。和他谈判是很愉快的事。 在会谈中，他强调了苏联的威胁，以及他很高兴能在美国有一个新朋友。 （编者注：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２００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之后，他和卓琳女士、罗莎琳（编者注：卡特夫人）和艾米（我们的小女儿）一起上台慰问了演出人员。当他拥抱美国的表演者、特别是那些唱中文歌的孩子们时，他的感情非常真挚。后来新闻报道中说，很多观众都激动地哭了出来。 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有一颗爱人的心，当他面对公众和电视观众时，他总是能打动人。 在那次演出之后，曾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坚定反对者的共和党参议员拉萨尔特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没有办法可以投票阻止孩子们唱中文歌。 １９７９年１月３０日 在讨论过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几个政治问题后，兹比格（编者注：卡特的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昵称）问他：“您在国内有没有反对派？”当邓回答时，人人都竖起了耳朵听，“有。在中国的一个省里，我有很多政治敌人。那个省就是台湾。” 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了正在北京的弗兰克·普莱斯博士的电话。邓小平问，能不能派１０００名学生来美国的大学读书。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是５００００名？”
（编译／王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