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母亲表面柔弱，却充满韧劲，不仅父亲在世时陪他坐牢，父亲去世后，又为“说清楚”的承诺燃尽最后的生命。
口述·张晓风 撰稿·钱亦蕉（记者）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２５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胡风，这个深陷历史冤案的男人，遭遇到了如何深重的苦难？而在他背后坚强支撑的女性梅志，又是如何默默付出的呢？记者来到胡风在北京的旧居，请他的女儿晓风为我们述说这个包含着怪诞、痛苦、疯狂和坚韧的故事。 相识相恋 我的父母相识于１９３３年的夏天。那时，我父亲刚从日本回来。他和聂绀弩等人在日本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了。审了３个月，严刑拷打，不过总算没有暴露他们是日本共产党员的身份，光是抗日宣传是不能定罪的。后来，父亲他们就被驱逐回国。回国之后，他见到了鲁迅先生，周扬那时是左联的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邀请他到左联工作。正好丁玲刚被捕不久，左联很缺干部，就让我父亲先当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左联行政书记。 那时，我母亲１８岁，也是左联的盟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与父亲相遇了，父亲对母亲几乎是一见钟情，被这个纯洁朴实的姑娘吸引住了。左联是分小组的，母亲想换到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小组，父亲就提出由他直接领导母亲，帮他捎捎信、抄抄稿。 后来他们有了不少接触，父亲不由自主表达着对母亲的关切，给母亲的信更充满热情。我母亲也很犹豫的，毕竟胡风大她一轮，并且父亲原来家里包办娶过一个妻子，后来因为难产去世了。父亲长年感情没有寄托，遇到母亲觉得终于找到了归宿，所以有点非母亲不娶的意思，追得很紧。母亲一开始也拒绝过，因为我外婆不同意，外婆有三个子女，我母亲是大女儿，家里主事的，怎么能嫁岁数这么大的人呢。但是在我父亲紧逼的攻势下，最后，母亲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一方面是佩服他的学识，一方面也是被他的热情所感化，外婆也没有办法了。 就这样父母结婚了。那时候结婚很简单的，搬在一起同居了就算结婚，那是１９３３年年底。他们在上海巨鹿路安了一个很简单的家，那儿离父亲工作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比较近（左联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父亲经人介绍到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时事类编》做日文翻译，在那儿一个月能拿１００元钱，以维持生活）。结婚后，父亲就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了，由母亲做简单的饭菜，他们的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碰面开会的地方。 后来，由于韩侍桁的关系，父亲丢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就只好卖文为生了。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哥哥，生活负担很重，每个月的花销都要靠写文章。而作为一个左翼领导人，父亲对自己的文章有很高要求，不能随便写，他主要是写一些文艺批评的文章。我们家那时候经济很困难，抗战时候也穷，一直为经济发愁。直到建国以后才好一些，但经济上好了，政治上的问题又出现了。 父亲和鲁迅先生交往比较多，先生去世后，父亲还帮助出版《鲁迅全集》，把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大鲁迅全集》。鲁迅与周扬是有一些隔阂的，他对周扬的一些作风不满意，称周扬是“奴隶总管”。而周扬原来一直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咎于冯雪峰，雪峰离开上海后，周扬就渐渐把原因归到父亲身上来了。 １９３６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场“两个口号”之争。当时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觉得不好，冯雪峰从陕北回来后也觉得不好，有缺陷，后来他们和我父亲商量重提一个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雪峰对我父亲说：“周先生（鲁迅）同意这个口号，你写文章反映出去吧。”我父亲就撰文发表了这个口号，结果周扬就认为都是你胡风在那儿跟我作对，对他更不满意了。后来徐懋庸首先撰文发难，鲁迅写了一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回击，肯定了胡风、巴金等人，文章是６月份写的，１０月份，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抗战风云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们全家（父母和哥哥）去了武汉，后来又转移到重庆，我就是在重庆出生的，上面飞机还在轰炸呢。那时候，父亲开始编《七月》，先在上海编了三期，是周刊，后来在武汉编的是半月刊，一共１８期。撤退到重庆后，《七月》复刊，这次是月刊了。很辛苦，也没有其他人帮忙，就父亲一个人编，母亲就帮他做些邮寄、校对、登记来稿之类的事。那时我刚出生，家里经济条件紧，居住条件也不好，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他在重庆复旦大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国际宣传处当日文译员，翻译一些抗日传单、抗日手册，针对日本兵的。 后来，这两个工作都丢了。因为城里老轰炸，我们住在山上，有时就赶不及到宣传处上班了。另一方面，国民党教育部扬言，教授不加入国民党，不得聘用。父亲不愿加入国民党，学期结束后就没有再接到聘书。父亲失业后，我们的日子很难过，还好，周恩来先生安排父亲进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领一份军米，总算有粮食吃了。那时米都很紧张，我们有时只能吃点白薯、杂粮等。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共产党为示抗议，组织文化人撤退，一部分到香港，一部分到延安去，我们一家被安排去了香港，没有去根据地。对于去延安，父亲还是有一些顾虑，早在武汉的时候，延安那边的鲁艺曾经邀请他去，他觉得去那边可能与周扬他们搞不好关系，而这里的工作也需要他这样身份的人，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七月》这个刊物，读者需要它，所以就没有去。《七月》刊登了不少抗日进步文学，影响很大，也聚集起一批如阿垅、绿原、路翎等优秀青年作家，后来“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多数都是那时候的“七月”作者（后来被称为“七月派”）。 我们到香港不多久，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了。我们就跟着“抢救文化人”的东江游击队到了桂林，在桂林待了一年后，又回到重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６年，我们才回到上海。因为父亲一直搞进步文艺，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所以１９４８年，按地下党的安排，他又悄悄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转到东北解放区。母亲和我们则留在了上海。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后，父亲随统战部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才回上海与我们团聚。 在这之前，对父亲的批判已经开始了。最早是在１９４５年，《希望》创刊时，登了舒芜的《论主观》。父亲觉得各种观点都可以刊登，可以使空气更活泼一点，可是地下党方面不大满意：我们这儿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你却还强调主观精神，有点唱反调。那时就引起过争论。后来，１９４７年的时候，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几篇文章，批评他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朱光潜、沈从文等人，郭沫若写了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那时候，就开始定调子统一文艺思想了。父亲觉得难以接受，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垮台呢，正应该一致对外的时候，怎么这时我们内部就开始闹矛盾整人了呢？ 不光父亲想不通，那些喜欢这些作家作品的青年学生也想不通。所以，父亲后来认真地写了反驳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 大难临头 解放了，父亲是非常高兴的，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新中国，他充满激情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党和新中国。他对毛泽东是很崇拜的，从读他的《论持久战》起，就非常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和谈的时候，父亲与他见过面。那时他编的《七月》，每期都送一些到延安去，后来毛泽东看到了，也表示过肯定。大概是到《希望》的时候，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领导们开始觉得他的论调与根据地不那么一致。 父亲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好，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又是南方局的领导，从武汉到重庆，再到上海，对我父亲一直都有关照。那时地下党的一些指示，其实父亲都是老老实实地执行的。日本友人来访，周恩来也会请我父亲去当翻译，可以说，他对父亲基本上是信任的。 解放初，父亲常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大大小小的批判越来越多，每次到北京去都要住好几个月，母亲在上海非常担心。另外，我父亲的工作一直没有落实，文代会的时候说起要让他参加编《文艺报》，但实际上他说“这些工作我都做不了，一个我并不是党员，另一个周扬他们并不信任我，比较高层次的报刊我没有主权”，所以他都推了，后来别人就说给你好多工作你都不接受。其实，他说，我当作家就可以了，有机会下生活写点东西挺好的。父亲以前是日本共产党员，回国后他向周扬、阳翰生、冯雪峰等都提过，但因左联种种矛盾，虽一再要求，却一直没能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就决心当个像鲁迅一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由于不是党员，即使安排了工作，做起来也不能得心应手，总隔了一层。并且，当时来自延安根据地的文人已占据了文艺领导的岗位，觉得他的文艺思想跟他们不是一路。 １９５２年，“讲话”发表１０周年，５月份，舒芜反戈一击，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并且胡乔木写了编者按，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时候就开始公开批判了。我母亲一直安慰他，所以父亲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回上海来看看家人，好让自己精神上得到一些放松。妈妈那时候是上海作协的会员，没有正式工作，写一些儿童文学。父亲琢磨着不搬到北京去总是不行的，于是，我们全家就在１９５３年８月来到北京定居，这时父亲被安排到《人民文学》杂志当编委，作协也有创作津贴，所以家里经济状况尚可。 不过，这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舒芜的文章出来后，文联和作协一起开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会，那时还叫讨论，但不容他辩解。父亲觉得文艺界的条条框框太多，和他比较接近的作家都受到了压制，更重要的是，文艺领导的一些做法压制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使得文艺事业出现了停滞。他觉得中央肯定不知道这个情况，他有责任把自己的见解好好写出来，中央一定会理解他的意思，肯定他的意见，改变文艺领导的作风，使中国的文艺事业能够顺利前进。于是就写了那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对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做出回击，把自己对文艺界的整个设想端出来了。据说开始毛泽东并没有看到，后来，恰逢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的文章引起《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周扬他们鼓动我父亲发言。他说得比较多，也比较激烈。这时毛泽东就要来他的《三十万言》看了，看后很不高兴。 紧接着，舒芜的第一批材料出来了，里面摘录了胡风给他的私信，并加了注释和按语。由于是私信，写到对那些文艺领导作风的看法时有一定的情绪，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经舒芜的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等技术处理，又加上了“反对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等上纲上线的大标题，这个东西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一看火就大了，写下了措辞严厉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将这材料定名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５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第二批材料出来时，父亲和他的一些友人们被称为“反党集团”，第三批材料出来后，就正式成了“反革命集团”。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７日，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公安部门拘捕，母亲的罪名是抄写《三十万言》。全国上上下下展开声讨批判运动，造成一大批人牵连入狱、审查、停职。
关在牢里 那时我哥哥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就我和才８岁大的弟弟，还有个７０多岁的外婆。那一年，我１６岁，正好上高一。整天报纸、大喇叭里都说的是这事。那时年轻人基本上都积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所以即使父亲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虽然接受不了，但也不敢怀疑。我那时还积极要求入团，团组织说那你得揭发呀。我想了半天，也揭发不出什么材料来，他们老说我划不清界线，不深不透，所以就始终没能入团。 父亲被关在公安部门的“小院”（看守所），在好几个看守所转，最后到了秦城监狱。我母亲没有和父亲关在一起，是在另外的看守所。我们不能随便去看他们，开头好多年没见，后来能让我们去见母亲。我母亲说想孩子了，他们就来接我们去。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能自己去的。有时候，母亲会有信给我们，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把信都毁了，不敢留了。至于父亲，我们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母亲是在我外婆去世以后１９６１年放出来的。到１９６５年，经再三请求，母亲才被允许去看父亲。母亲到秦城监狱共探了三次监。这年年底，也就是父亲被关了十年多后，正式审判，被判十四年徒刑。后允许监外执行，在１９６５年底回到了家中。那时候，父亲精神状态还挺好的，作为保释犯人，他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后来，我们知道他在狱中一直坚持写诗，在北京看守所的时候就写了。不给他笔和纸，他就在脑子里写、背，出来以后再抄下来。在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月，春节过后的１９６６年的２月份，他们把父亲送去了四川，母亲与他同行。他们说那边都已安排好了。我和弟弟还留在北京。 据说最初是想把他送到昆明的，但考虑到昆明离边境比较近，觉得不大安全，就让他去了成都。住在成都市里一个小院，四川省公安厅有人看着，出去玩玩转转可以，但有人陪着。母亲则稍自由一点，可以一个人出去买菜买东西。 开始在成都生活得还不错，但不久，８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成都市里待不得了，就把父母连夜送去了芦山一个劳改茶场，山区，比较偏僻，受不到红卫兵的冲击，也算对父亲的保护吧。他们仍住一个小院，但得种菜，并学习毛泽东著作，定期交思想汇报。开头几个月还可以，到后来又不行了。大概是劳改茶场也有造反派，也要批斗，年底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父亲一个人押回了成都。开始在看守所，后来送到位于四川大竹县的省第三监狱，并经四川省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改判他为无期徒刑。那个是大监了，一个大房子，犯人一个个挨着睡，条件很差。他年纪又大，又有病，犯人们都欺负他。重活干不了，轻活干不好，很苦。 精神崩溃 父亲是个热情、豪爽、坚强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受不了，而外面的形势又使他感到实在没有希望。父亲的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垮的。原来他一直理直气壮的，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这时候不行了，甚至想自杀，最后导致整个精神分裂。我母亲那时还留在劳改茶场里，父亲病了以后，他们又把我母亲调到大竹第三监，给他们一个小房子，单独住开。父亲闹起病来很厉害，幻听幻视，有时还往外跑，有时说谁要来暗杀他了，没事就不停写交待：我有罪，我有死罪……。他写交待，底下就署名“死囚张光人（胡风本名）”。我母亲这时真的非常不容易。母亲不断在生活上、精神上照顾他，父亲这才慢慢恢复过来。 “四人帮”倒台以后，父亲基本上恢复了，后来来人找他，也不是叫他写交待了，而是要他配合对“四人帮”的调查，写一些姚文元、张春桥的情况。到１９７９年１月正式释放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都正常了，也恢复了自信。父母终于恢复了自由，来到成都住在招待所里。我们几个子女能去看他们了，这是他们离开北京１３年后我们的初次重逢。那时，父亲觉得自己的事早晚会有一个说法的，所以正准备把一些东西写出来，给中央写一些材料。 我那时已经在农场劳动了２０年，我是１９５７年高中毕业的，那时家庭政治上有问题的，都不能进大学，在三年困难期间，我进了北京郊区的农场，当了农业工人。一直到１９７９年冬天，我父亲病了，前列腺炎发作动了手术，导致脑缺血，这时候精神病又犯了，我就去成都照顾他。同时，我们还给中央写信，希望能把他接回北京治病，后来中央组织部同意了。１９８０年３月底，父亲母亲终于回到了北京。但是身体上的病好了，精神上的病又来了，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父亲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的，所以政治情况好了，他就能好一些。以前在监狱里不给他吃药，因为管理人员说他心里有火，让他发发就好了，根本不给他看病。一直到回北京才进精神病院看，后来在上海龙华精神病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精神才基本恢复正常。不过他也说，平常幻听幻视还是有的，所以他晚年连电视都不看。 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次平反（彻底、全面的平反则是在１９８８年）。但是有很多因“胡风集团”受牵连入狱的人已经去世了，这对父亲的影响也很大。他十分感叹，这么些人才都夭折了，被糟蹋了。后来我被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父亲的秘书，帮他一起整理抄写文章并编辑书稿，陪他开会，就医并照顾他的生活。 １９８５年６月５日，父亲因胃癌病逝。母亲忍着悲痛，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真实地记录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后来又花９年的时间写作了《胡风传》。母亲表面柔弱，却充满韧劲，不仅父亲在世时陪他坐牢，父亲去世后，又为“说清楚”的承诺燃尽最后的生命。 我的父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母亲去世也已三年多了。为了他们钟爱的文艺事业，我将不遗余力，整理他们的遗著及其他资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风研究这一课题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去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风家书》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志文集》四卷本应算是我近年来完成的工作。我相信，我的父亲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