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东莞流水线女工故事相辅相成的，是另一条故事线—张彤禾本人的“家族故事”。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告知时代周报记者，这一个占三章篇幅的家族故事在简体中文版中被删除，原因是与整体其他东莞女工故事“没有太大联系”。 不过，国外媒体对于张彤禾在书中加入自己家族的故事倒有另外一种评价。“张对她家族故事的写作，仿佛书中的另一本书，并且对她所描绘的农民工故事有了一种虽然错位，但又尖锐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完整了对整个中国的描绘。”《华盛顿邮报》在评论《打工女孩》时特别强调，“如果农民工的生活代表着新的中国，它所许的承诺以及诸多经济可能性；那么张家族的故事，就代表旧中国，其顽固棘手以及严重的不公正。” 经由出版社帮助，身在埃及的张彤禾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她在讲述了采访经历和观点感受后，也对此次简体中文版“未能完整出版”表达了不满。 女孩们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时代周报：2004年你刚到东莞时，国外媒体已经对中国工厂作了相当的报道，主要是严峻工作环境等问题。那么，你最初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张彤禾：我想要写的是农民工从农村到城里的过程中整个生活经历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此前大部分针对中国工厂的报道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农民工的生活堪忧，亟须改善。但我的直觉却认为，如果进入城市工作真的那么条件恶劣并且很难真正成功，那么为何每年还有1000万的农民工前赴后继地进城找工作？ 与此同时，我想把注意力放到女性身上，看看在她们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里有什么故事在发生—实际上我跟踪了两年。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有关农民工的报道都把他们视作一种符号，或者当作受害者。但我在《打工女孩》里面写的两个女孩的故事，我希望展现的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她们与任何人一样，丰富、深思熟虑，并且充满生活的乐趣。 时代周报：能不能谈谈你进入“田野”之前的准备。《华尔街日报》十年记者生涯对你的帮助很大吧？ 张彤禾：在写作农民工故事之前，我分别在《华尔街日报》的香港、台湾和北京三个办公室工作，而有关农民工故事的报道最初也是以专题故事的形式发表在《华尔街日报》。十年记者生涯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它教会我如何在中国采访，如何获得信息，以及如何与人打交道。因为中国社会的广阔和复杂，可以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些吓人，所以之前的记者经历对我来说真的至关重要。 在2004年第一次去东莞之前，我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谭深教授帮忙，问她到了东莞我可以去哪些地方，还有怎么和农民工打交道。谭深教授是农民工问题的专家。而后，其他就得靠我自己了。我倒是觉得，在开始一个调查项目之前不应该“过分准备”，打开思路，让故事带着你走会比较好。如果调查之前阅读资料和做的研究工作太多，往往没开始你就在心里有了一个预设的故事。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选了吕清敏和伍春明两个女孩作为主角，是偶然吗？ 张彤禾：吕清敏和伍春明身上有典型的农民工背景，她们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并且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对我来说，能够找到她们俩这样能够典型代表农民工群体的人很重要。与此同时，这两个女孩子身上也有突出的个性—有活力、有野心、无畏并且好学。如果想要花两年的时间来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写成书，我觉得有这些特点是必须的。 但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有太多这样不平凡的女性。因为改革开放的节奏和规模，大部分中国人都生活在他们此前从未想过的环境里，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吕清敏和伍春明的渴求以及最终获得成功是惊人的，但在东莞和她们有相似生活轨迹的人还有很多。 时代周报：有一个疑问是，你在东莞进入工厂调查，甚至还和女工一起到卡拉OK厅，作为一个美国女性，在这些情境里你如何不被发现？ 张彤禾：可能因为我是华裔，而且长相显然比我的实际年龄看起来小一些，实际上我倒是很容易融入到这些情景里去—至少在我开口说话之前。我在两年的调查期间，尽量穿着简单，大部分时候在便宜的面摊吃面，能够搭公车去的地方尽量都搭公车。事实上，在东莞做报道要比我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容易，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习惯了和陌生人打交道。相比较北京或者其他的小地方，东莞反而是最让我没有“外来者”感觉的地方。这也是我后来开始喜欢东莞的原因之一。 进城改变了她们整个世界观
时代周报：根据你的调查，你觉得农民工进入城市受到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彤禾：首先当然是经济上—人生第一次，这些年轻人赚到了钱，不管他们是把钱寄回了老家，还是存起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或者索性花掉给自己买点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城市对农民工的影响远远不止在经济上了。农民工会思考，除了生存以外，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可能在观念上与父母起冲突，因为父母辈视野相对狭窄，对外面的世界也多少有些恐惧。对于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住在什么地方，找什么样的人结婚，将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进城之后的工厂女孩会有和原来不一样的想法。可以说，进城务工改变了她们整个世界观。 时代周报：在更大的意义上，你也在书里说你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教会了这些在工厂做工的人独立思考，而不再跟随着集体的想法随波逐流。 张彤禾：是的。我必须承认集体的思想在中国依然很强大，它不仅源于中国政府的传统，而且也是中国几千年孔孟思想的传承，保持中庸之道。我也确实认为，人们抓住机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是一件好事。我觉得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走向更自由的阶段，这种独立思考的趋势会持续下去，会有更多的人离开乡村，然后找寻究竟什么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定居在城市，或者来了城市再回去。我觉得有机会选择是一件好事。 时代周报：过去西方媒体对中国工厂的报道，大部分聚焦于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你怎么评价？你的书里有一章的标题是：死于贫困，是一种罪恶。 张彤禾：我认为当你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时候（我曾经干这个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所报道的事情是很特别的，并且我认为这基于什么是新闻和什么是轰动的（事件）。但同时我想，这也与我们自认我们是社会的监督者和不公的揭露者的感觉有关。我认为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你写了一篇关于住在车里的流浪汉的文章，或者是一个必须打三份工，但孩子依然挨饿的家庭的故事，人们会明白，虽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处于这种可怕的条件之下，但这些却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人们的确能够因为得到了这些消息而去改变。 但是当你写了关于中国的事，这些事情十分敏感并且是非典型事件，比如农民工因为可怕的工厂事故而失去了手臂，或者某人的孩子因为河流污染而濒临死亡—这些事情的确在发生。我想美国人读到了这些事情会说：“老天爷啊，这真可怕！”他们无法提供帮助，但会认为这些事情在中国一直发生，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按照我们（美国人）的标准来看，大多数人是非常贫困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对未来也非常乐观，因为他们的背景源自于他们过去所处的地方，而不是来自于美国。 如果你读到外媒关于中国的报道，十年之前这些报道非常关注政治。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当下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事。我感觉，最重要的事情是普罗大众和影响个人、公司、农村、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变革。我想你应该注意到了，现在很多的报道也都不再直接与政治有关，而是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我认为事情正在进步。 时代周报：另一条叙事线索是你自己的家族故事。你的家庭背景和这些农民工有着天壤之别，你为何要把家族故事放到《打工女孩》里面去？ 张彤禾：这完全是巧合。2005年冬天，我和吕清敏一起回她的家乡过春节。回来后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那时候为了专心写书我跟报社请了一段时间假。于是我决定回我自己的“老家”看一看。我祖籍在吉林省一个名叫“六台”的小村庄，我的祖父1916年考上北京大学便离开了那儿，此后又去了美国深造。去了一趟“六台”之后，我觉得我的家族故事和我在东莞遇到的农民工的故事是相似的，它们都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向世界开放之际，年轻人离开家乡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说，因为早期的动荡和悲剧赋予了当下时代深刻的意义。 我认为如果没有深刻认识中国过去的历史以及它的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当下的中国，即便是像东莞这样的小地方。就像我书里写的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东莞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城市，但现在我意识到并非如此。过去一直都静静地在那里，时刻提请我们：这一次，愿我们终能战胜一切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