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虫棉的培育过程 “中国转基因产业潜在的危机很大”——专访中国“抗虫棉之父”郭



“我国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有的时候过于扩大化。一些人一听到安全就很害怕,不敢生产转基因作物。转基因进口大豆我们国家吃了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却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大豆,这不是在给国外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吗?”

  “在商业化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形成大的集团,让一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来推动它的商业化、产业化”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育出来新品种,让别人白白就拿去用。一定要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目前,国外公司已经开始向中国的转基因产业的上游研发投入了,这样一来,一旦产品出来,就有人家的股份,而他们同时也占有优先使用权”

    □记者 吴丽

  当记者问道有关帮助国内企业进行棉花科研创新的故事时,58岁的郭三堆不停地摆着手:“我希望等我退休的时候再把我的酸甜苦辣说说,现在就别了。”

  郭三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子育种中心主任,“中国抗虫棉之父”,2005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他领导的课题组研制成功的单价抗虫棉,使我国成为独立自主研制成功抗虫棉的第二个国家;研制成功的双价抗虫棉,使我国的抗虫棉研究跨入国际先进行列;研制成功的抗虫三系杂交棉增产幅度达25%以上,成为第一个国审的抗虫三系杂交棉品种。

  回忆一件曾经触动他的往事,郭三堆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有一次去河南做棉区调查,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他面前哭得跪了下去,老人的儿子、儿媳都在给棉花喷农药时中毒死了。

  “我真觉得惭愧。我们搞研究为了什么?如果科学不能解决老百姓的疾苦,那么科学的意义又何在?”至今郭三堆还是为这一幕十分心痛。

  《商务周刊》:听说1988年您归国后进行抗虫棉的研究,当时获得的国家经费只有几百万元,如今国家投入转基因研究的经费是几百个亿,这种巨大的支持力度你怎么看?

  郭三堆:1990年代,国家开始只拿出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国家经济刚刚起步,拿出这么多钱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现在国家的资金投入比以往多了许多,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转基因工作的支持程度比以前提高了,这点我感触很深。

 抗虫棉的培育过程 “中国转基因产业潜在的危机很大”——专访中国“抗虫棉之父”郭
  现在企业、科研所都很重视这块,特别是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拿棉花来说,如果没有抗虫棉的话,虫害很难防治。过去,转基因棉花一直被国外所垄断,尤为明显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在转基因棉花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这也导致我们国家高层意识到了问题迫切性,于是也才有了国内的转基因研发。

  《商务周刊》:中国的抗虫棉是从什么时候被列入专项?当时您申请的情况如何?

  郭三堆:中国的抗虫棉从1991年的“863”项目开始就被列入专项了。1990年,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合成Bt杀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抗虫转基因棉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中国的抗虫棉研究在“七五”期间开始,“八五”期间,在“863”计划资助下,也人工合成了CryIA(b)和CryIA(c)杀虫基因并导入我国棉花主栽品种获得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

  “863”项目启动的时候,中国正在抵制美国的转基因棉花,我们的申请刚好能抑制到它,所以一开始就批了。最初我们开始研究的是单价棉花,3年之后就成功了,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995年时我们开始启动双价抗虫棉,1998年研究成功,第二年就实现产业化。现在来看,我们的转基因抗虫棉花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该领域的影响。

  《商务周刊》:对7月9号通过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您个人如何看待?

  郭三堆:针对这次的重大专项,我参与了一些前期的抗虫棉资料准备工作。这两年关于转基因专项讨论了无数次,很多专家为此付出很多。

  现在世界各国转基因都发展得很快,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抓的话,注定要落后。比方说,抗虫棉的种植面积,中国原来在国际上是排第四的,后来印度赶上来了,2007年它们面积达到了620万公顷,而我国还保持在360万公顷。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我们必须得加快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发展。这次专项通过,对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都将参与其中。

  《商务周刊》:这一专项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安全管理和商业化三大部分,您作为转基因作物研究的重要专家,对各个部分的实施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郭三堆: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希望它尽快实施。专项的这三块,离了哪一块都不行。技术研发是基础,这一基础工作必须首先抓牢,没有这一基础,我们就无从谈起转基因,更谈不上基因育种。

  安全管理是进行转基因生产的必须过程。安全性评估要抓,但是不要走偏。我们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有的时候过于扩大化。一些人一听到安全就很害怕,不敢生产转基因作物。到底安全不安全,应该拿科学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需要解决农业上重大的问题是什么,要针对这些再育种,再用转基因工程来培育我们的植物。如果这个基因本身是来自这个植物,而且这个基因已经验证了,已经是安全的了,那么理所当然就可以发展。

  在商业化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形成大的产业集团,让一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来推动它的商业化、产业化。

  《商务周刊》:您认为该专项在后期实施过程中,将主要集中在哪些具体领域的研发上?主要承担的机构将是哪些?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郭三堆: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长期稳定开展的项目,千万不能发展个三年五年的就中途而废。所谓后期实施,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划分。转基因项目不应当主张前期、中期、后期是什么,否则产业化实现以后就不再发展产业化。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项目,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在长期中稳定发展。

  这次通过的转基因项目还没有向外公开哪些机构具体承担什么。我想主要承担机构应该是三大块,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这三者分工是不同的。科研单位、大学是以研究为主,研究出来的东西再由企业实现产业化。三者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它们所起的作用没有主次之分,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只是单独在某一个阶段会以一方为主。比如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是以企业为主。我们不能人为的去分谁更重要。

  《商务周刊》: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等主要农产品的发展将分别从该项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契机?

  郭三堆:目前我还不知道最终的立项支持不支持棉花,但我相信会支持。棉花技术除了美国之外,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好。如果得到国家支持,我们会发展得更快,一定会走到国际的前列,这点我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不支持,就没有办法了,毕竟国家的这些项目的立项,将来由谁来承担,还没有定论。

  关于转基因水稻,咱们国家一直是没有放开。从现在来看,机遇很大。因为水稻转基因已经证明是很好的,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国内如果能够做出抗虫的DT转基因水稻,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水平,那么国家肯定会放开这个市场。

  同样其他农作物,像玉米、小麦、大豆也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转基因进口大豆我们国家吃了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却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大豆,这不是在给国外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吗?

  《商务周刊》:您认为自主创新在中国转基因发展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您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被人们认为是国内在这方面自主研发创新的典范,但也有专家提出,抗虫棉技术涉及到国外知名种子公司的专利,并非100%拥有自主专利,您如何看?

  郭三堆:自主创新有两方面,一个是自己的创新,另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过吸收、消化,然后再来重新创新。自主创新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你的知识产权,拿不到知识产权,也就提不上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中国研究的抗虫棉并非100%拥有自主专利,这一说法很荒谬。这本来就是我们申请的专利,怎么会不是我们拥有的自主专利呢?科学研究是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创新,但不能因此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孟山都公司的抗虫棉进入中国来,确实为推动中国抗虫棉产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我承认转基因棉花研究里面会有涉及到别人的一些技术方法,但是这些都是大家公用的,这不能说我们就没有自己的专利。咱们国内的一些专家总是对自己国家的发明研究抱着怀疑的态度,自己做不出来东西就自己贬自己人。

  《商务周刊》:有些企业抱怨说国内转基因棉花产业被国内少数公司垄断了,比如创世纪公司垄断,您觉得呢?

  郭三堆:根本就不存在垄断,要是真垄断就好了。现在国内进行转基因生产的公司有一两千家,如果都具有这项技术,那知识产权肯定就不存在了。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就应该付费,但是国内很多公司都没有遵守这一法则。现在国内没有一家民营种子公司有这个垄断能力,创世纪公司也没有垄断的条件。如果说国内有两三家大企业联手起来,我觉得倒是有可能。

  像丰乐种业这类公司花钱购买创世纪技术,这是应该的。知识产权在发展转基因项目中是非常重要,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就无所谓自主创新了。大力发展转基因,企业应该投入很大的一部分资金进行研发,而不能只靠国家的项目来推进这个产业。要想在国际上站住脚,一定要有企业来支持。

  我们不能像过去,育出来新品种,让别人白白就拿走。一定要让公司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否则公司不可能成长也不可能形成大的产业。

  《商务周刊》:您觉得转基因水稻的发展道路会不会像转基因棉花一样,首先是由科技成果与商业资本结合,然后专利权让给企业,由企业进行商业化推广,从而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呢?

  郭三堆:水稻将来的形式,现在很难说,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想应该不能把棉花的产业模式直接套过来。中国在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上做的非常好,棉花是我国第一个大面积使用的转基因植物,而且也是唯一实现商业化的。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重视。其次它是一个全国联合攻关的结果。我们当时分了上中下游。上游是构建基因,中游是进行基因转化,下游是进行育种。育种之后经过进一步安全性评价,再对品种选定,最后由企业进行产业化,打入市场。

  现在转基因商业化模式有几种,一种是以企业为主进行产业化,二是以科研单位为主进行的产业化,三是以协会形式为主的产业化,四是以国家基地的形式产业化,以国家基地形式组织公司,最后就是零零散散的小公司形式。

  《商务周刊》:第三次绿色革命的到来,是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特征吗?您认为,它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传统农业关系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影响?传统农业赖以维系了上千年的生产要素是否在第三次绿色革命中会被彻底颠覆?

  郭三堆:真正的转基因植物改变不了传统农业的种植的方式,它们只是提高抗旱、抗涝、抗虫等品质,而不会改变耕作方式。转基因只是通过现代的技术,增加了一些传统农业中没有的成分,或者说是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些东西,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脱离传统农业。二者是一种在基础上完善的关系。没有传统的选育品种,我们转基因就不可能产业化。

  我们可以创新一些种子,但是原来的种子不可能完全改变。土地这一资源,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我们现在来讲,高新技术一定要和常规的传统技术结合。像一些人说什么只要有种子在哪都可以生长出作物来,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商务周刊》:转基因棉花因为你们这些专家的努力,获得了自主专利,对于孟山都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也起到了拦截作用,在其他品种上您怎么看?

  郭三堆:孟山都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他们在中国仍占据着很大的市场,比如大豆、玉米,只不过棉花这块稍好点。转基因棉花技术之所以在国内占有很大面积,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支持,而不是我们技术上真正做得很强。单独靠我们国内的企业去和国外竞争,肯定是失败的。

  进军中国的国外企业目前还没有将自己最好的品种拿进来,如果一旦真正地布局完中国市场,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就会把研究好的品种拿进来,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占据这个市场,我们却无力抵挡。

  我们现在潜在的危机很大,不仅有国外公司进入,而且产业化的趋势也在向他们靠拢。现在他们已经向转基因产业的上游进行投入,中国的一些研发单位是由国外公司给予投资的。这样一旦产品出来,就有人家的股份,而他们同时也占有优先使用权。

  如果国内再不赶紧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将来国内转基因产业就会被国外全部拿走,那么现在转基因棉花上的优势也会一步一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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