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子废弃物与所有的糖衣毒药一样，宝贝里藏着毒
□记者 陈楠
6月14日的香港，阴霾有雨。下午16点52分，一条名为YMSuccess的三层集装箱船缓缓驶进香港青衣港口。和平时一样，有十多年运输经验的台湾船长准备靠岸卸货。但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9名志愿者拦住了他。 几乎在YMSuccess号靠岸的同时，其中6名来自新西兰、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志愿者已经爬上了货柜，挂上印有“停止有毒垃圾贸易”的7米宽横幅。1人与警方和香港环保署联系，另两名志愿者来到YMSuccess号的控制室。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控制室里，船长很快了解了绿色和平志愿者的来意：船上来自美国奥克兰港的3个货柜很可能装有中国严禁进口的电子废弃物。绿色和平的目的就是将这3个集装箱拦截，防止其上岸。 6月14日的拦截只是绿色和平此次电子废弃物截停行动的一个完美收尾，真正的工作日志可以从两个月之前开篇。绿色和平在美国的工作人员经过跟踪和调查，发现美国TungTai公司，专门在美国回收电子废弃物，再把铜、铁、铝等废物多次从加州装箱经香港运往内地深圳、南海、珠海等地的工厂。 全球转移路线图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全球的生产总值伴随IT业的发展而猛涨，下游的电子废弃物也以惊人的速度激增。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1997年至2007年这十年间，美国这个电子废弃物产生大国累积约有5亿部报废计算机，重量达750万吨。 “电子废物里有大量的金、银、钯等贵重金属，回收价值非常高。”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赖芸告诉记者。但和所有糖衣毒药一样，宝贝里还有毒。“一台电脑1000多个元件中有700多个元件都有毒。”赖芸所说的大量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铅、水银、镉及有机污染物，它们会严重影响人体的血液循环、中枢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并且会长期残留于环境当中。 因此，在西方国家高环保要求下，电子废弃物会进行完全粉碎，并按颗粒最初的原料进行分类和回收。但颗粒与有毒作业拆解下来的元件的相对价值就会低很多，再加上国外处理有毒物质的人工成本非常高，在美国，如果企业回收一批电子废物进行处理，他们不仅不能赚钱，还会贴钱。 电子废弃物在美国成了“鸡肋”。于是一些人就将电子废弃物出口卖给发展中国家。赖芸介绍说，200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回收的电子废物中有80％运往发展中国家。“而在这80％当中，90％都是运往中国的。”他说。 5月30日，绿色和平在美国奥克兰港的发现就是有力的佐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港口亲眼看到有人将电路板直接装到了货柜里。”赖芸告诉《商务周刊》。 美国的绿色和平工作人员随后记下了那个货柜的编号，并发现总共将有3个装满电子废弃物的货柜运出港。以货柜为线索，他们一方面继续跟踪负责运输的YMSuccess号到了香港港口，一方面通过货柜上的编号，找到了这批电子废弃物的托运商，正是一直关注的TungTai公司，整条线就串连起来了。但此时问题公司的3个电子废弃物货柜已经堂而皇之的进入香港，并继续向它们的目的地广东三水进发。而根据中国内地法律和《巴塞尔公约》，废旧电路板是禁止进口的。 《巴塞尔公约》是国际公认管制跨境运送及处置危险废物的国际协议。1989年，为防止危险废物贸易愈演愈烈，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通过了该公约。公约限制危险废物的跨境转移，并禁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危险废弃物；同时规定出口危险废弃物前，必须事先知会进口国家及途经国家，并征得对方的书面同意。 然而，不胜枚举的先天不足使得《巴塞尔公约》的抵御作用大打折扣。首先，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废弃物产生国和出口国，美国并不在《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之列;其次，公约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纰漏——至今仍无法为危险废弃物做出清晰定义。即使是一些《巴塞尔公约》的缔约国或地区，也会以自身经济利益为考量，漠视公约中规定的义务或在当地相关法律上出现重大漏洞，比如中国香港。 “YmSuccess货轮在抵达香港码头前曾在深圳盐田港装卸货物。而托运商蓄意选择在成本更为高昂的香港登陆，是因为香港的法律漏洞更方便他的电子废弃物‘自由行’。”赖芸说。 《巴塞尔公约》是管制国与国之间有害废物转移的协议，香港与中国内地并非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双方订定了《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管制合作安排》。同时根据香港《废物处置条例》规定，电子废弃物中只有废旧电池和阴极射线管的进口受到管制，其他未被列入条例但大陆明令禁止的废旧电子产品及部件仍可自由出入香港。 香港的《进出口（登记）规例》也允许货物离港后14天内再补办报关手续——由香港到广东的邻近港口，只需约1天的船程。在这个时间差里，投机商足以完成拆机、重新组机和善后的所有工作。一切收拾妥当后再来报关，此时恐怕连香港海关的记录都是“干净”的，香港俨然成了有毒电子废弃物运往内地的中转站。 “香港的法律虽然漏洞百出，但是他们执法的廉洁度很高，执法能力也很强。”赖芸告诉记者，6月14日接到绿色和平的举报电话半个小时后，香港海关和环保署派出的专员就到港口了解情况，他们和3个货柜代理公司的协商总共持续了1个多小时。 最终，绿色和平得到了香港环保署的3个承诺：第一，海关和环保署于当晚扣留3个货柜；第二，环保署同意公开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第三，双方会找时间坐下来讨论此事，以完善香港法律的不足。 两天之后，香港环保署与香港海关、水警和运输方的代表共同对3个集装箱进行了查验。查验结果是只发现废铜和废铝，没有发现绿色和平所说的电子废弃物。由于废铜和废铝不涉及香港法律管制的废物类别，因此这3个集装箱交由香港本地的收货人中安实业公司取走。 同一天，绿色和平将此次截停行动通报给了国家环保总局。“我们经过联系中安实业公司，得知该公司从集装箱内取出的有废电机、电线、杂铜、杂铝、水箱、镇流器等，属于内地限制进口类的废五金，可以运往它们的目的地广东三水。”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张嘉陵告诉记者。 令人费解的是，绿色和平工作人员亲眼所见的废旧电路板并没有出现在中安实业提供的名单之中，是香港海关“稽查不力”，还是环保部门未能“亲身”到中安实业做实地检查，答案不得而知。最终，3个集装箱于6月30日送交香港中检公司办理向内地进口的装运前检验手续。 最终的检查结果尽管令人遗憾，但是此次拦截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一条成型的电子废弃物全球运输路线已然清晰的摆在我们眼前。
洼地贵屿 张嘉陵明确地向记者表示：“我国明令禁止电子废弃物的进口。”连闯三关的电子废弃物在进入内地前，只需面对大陆海关这最后一道防线。但中国对电子废弃物的管制准确来说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严格的，起步晚于电子废弃物的输入时间。因此从现实看来这道防线并非坚不可摧。 赖芸说：“另外每天由香港入关大陆的货物数量庞杂，这也给大陆方面的检查带来很大的压力，百密一疏在所难免。”而张嘉陵透露，2007年，大陆海关共查获61起废物走私案件。 如果再加上中国的“自产”大军——每年消费产生的电子废弃物约100万－200万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十万吨，尽管这是一颗硕大的“毒苹果”，但它在中国被消化的速度并不慢。 2002年，绿色和平组织和巴塞尔行动网络以及硅谷毒物联盟共同发表了《出口危害》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全球电子废弃物贸易的普遍问题，很大部分的章节都在讲中国贵屿的故事。”赖芸告诉记者。贵屿，位于汕头市潮阳、潮南、普宁三地交界，南临涟江。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废弃物集散地，当地80％的村民都在从事电子废弃物拆解——它是珠三角地区电子垃圾对环境造成不可逆污染的典型。 赖芸曾经独自到贵屿实地考察，在他眼中，贵屿镇里满是高楼大厦，“家家开宝马”，住洋楼，但代价当然是环境污染，“那里的地下水几乎都被污染了，大家都要靠买水喝”。 贵屿赚“脏钱”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贵屿属于内涝区，不适耕种。1980年代初，村民就开始以垃圾回收为生，最早是收集鸡毛、鸭毛、牙膏皮、废塑料为主。到1980年代末，全球金属价格上升，收集废铜烂铁成了主流，然后逐渐转移成含有贵重金属的电子产品。尤其在管理松散的1990年代初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从美国运抵中国，其中大部分又运到了贵屿。 运载电子废弃物的车辆出入贵屿后，一个个简陋的手工拆解作坊里，村民一般会采用烧板的形式把里面的元件取出来。以电路板为例，他们通常用浓硫酸提取金属，或者露天直接把电子废弃物焚烧掉。这种方法在取出元件的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有毒物质，比如铅、溴化阻燃剂等致癌物。黑色、红色、黄色的有毒物质在空气中弥漫，并向土壤里渗透。 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资助汕头大学医学院对贵屿居民做了一次健康调查。发现大部分拆解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感染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在对当地儿童进行的独立血铅水平调查中，1－6岁儿童铅中毒率高达81.8％。 2003年底，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电子废弃物拆解的国际研讨会。“我们当时邀请了发改委、环保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当然还包括贵屿镇政府。”赖芸说。同年绿色和平还发布了《关于贵屿镇电子废弃物拆解业报告》，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多方努力下，当地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因势利导、变堵为疏的循环经济改造。2008年6月贵屿镇人民政府的一份《贵屿镇发展循环经济情况汇报》中显示，政府致力于扶持大型回收企业，对拆解出的各种废弃物进行分类加工，资源化率达到80％以上;深化拆解工艺，拆解废旧电线从焚烧改为割剥，拆解线路板从用煤炉烧烤改为电热气局部软化提取电子元件? “但是工作还在一步步的慢慢来，打破旧有的经济模式，前期大笔的资金投入，这些改变需要村民共同参与完成，不可能立竿见影。”赖芸告诉《商务周刊》，最近还有记者在贵屿看到焚烧电路板的现象。 亡羊补牢 2005年，贵屿镇成为全国“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个世界知名的电子垃圾之都开始了亡羊补牢的努力。 吸取贵屿作坊式拆解的教训，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即使通过了严格的限制入境，中国对于它们的加工利用企业也开始实施定点管理，并在部分省市推行“圈区管理”。同时鼓励集中拆解，集中治理污染。张嘉陵说：“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对其中禁止进口的危险废物、电子废弃物等的夹杂量有严格限制。” 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尚未形成一个成熟规范的电子废弃物全过程管理机制。张嘉陵也坦言：“我国的拆解行业依然处于以个体户为主的分散收集状态，且以小作坊方式回收利用电子废弃物的现象普遍存在。” 认真的座谈、细致的分工，严格的规范，并不能让长达20余年的手工拆解模式一夕瓦解，近年来中国环保部门又开始向国外取经，并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与欧盟、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等主要的电子废弃物来源地建立联系渠道，联合组织召开了“防止危险废物非法转移亚洲区域研讨会”、“中日韩电子废物越境转移研讨会”、中日废物管理司长级对话等活动，都是为了探讨联合打击废弃物非法越境事宜。张嘉陵告诉记者：“2007年环保总局与荷兰、丹麦、德国、比利时等国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废弃物越境转移信息83件，成功阻止了9起可疑废弃物的转移。” 今年5月，荷兰住房、规划与环境部（VROM）监察局司长沃尔特斯（GerardWolters）一行三人来华，和国家环保部及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召开了《中荷控制废物越境转移合作会议》，并参观了广东三山港的进口废弃物查验及肇庆四会进口废弃物加工园区、进口废五金、废塑料及废纸加工利用企业。 除却中外合资的广东肇庆市亚洲金属资源再生工业基地，我国自有的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和浙江宁波再生金属资源加工园区都是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圈区管理”思路而建成的大型综合废弃物拆解再利用工业基地。另外，中国也向国外开放了废弃物回收市场，希望借助先进技术带动本国市场的技术革新。国外很多回收公司得以陆续登陆中国。 赖芸表示，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关回收的相关法案还没有出台，比如“国家发改委说2005年年底一定会出台的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办法一直都没有落实”。他承认，电子垃圾回收问题确实复杂，此中涉及回收链如何建立、谁来建立，回收工作归电器的生产公司还是专门的回收公司管理，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是否要付费等诸多问题。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恐怕还要成为环保部门接下来另一个亡羊补牢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