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郭梓林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 《大明王朝1566》给我们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一时的故事。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古语说得好，得胜于斯，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沈一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无奈，以及商人在官场斗争中的最后下场。沈一石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当官”不成直接“发财” 皇粮从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侵犯私有产权从来就不大容易。由于皇粮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于是，当官成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紧密相关。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联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变成雨，下雪变雨多费事，不如现在就下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道”不同而已。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发财的愿望，也是挺好的。在从商的路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才。 背靠官府好做生意 沈一石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他很有商业嗅觉，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会算账，也很懂官场潜规则。别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不忘在官员面前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贫贱；他自己喝凉白开，把最好的茶递给官人喝。在以挣钱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他什么事都想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敢在官人身上花钱，敢在女人身上花钱。在他看来，凭他的智慧和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丝绸的出口是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所以，他花重金从苏州买下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当了杨金水的“对食”。有了这个靠山，他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他们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商人，官场之争的受害者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中国的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想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黄仁宇（旅美华人历史学家，1918～2000）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 沈一石毕一生之奋斗，最后攒下了这样一番事业：25个作坊，3000架织机，107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价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210万匹，各任官员分利100万匹，所余90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 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净资产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借助官府的力量，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但因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他只好把用于买地的100多船粮食“奉旨赈灾”，最后血本无归。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绝路，于是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沈一石在他留给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的信中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