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郎咸平 媒体热炒的“松江土地事件”是一起头绪繁多的土地纠纷。2002年，作为投资和承建方，香港庄胜集团被引入上海松江客运中心项目工程建设，与松江政府控制的城通公司及相关自然人合资组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庄城公司，又得到三块配套商业开发用地的允诺。5年后的今天，情势发生变化。庄城公司被推上被告席，大股东庄胜离出局者的角色只有一步之遥，所有土地尽悉旁落。是非纠葛，迷雾重重。 “松江事件”被揭出冰山一角之后，本刊记者曾深入上海，试图通过实地取证，围绕土地“批租而后被收回、收回而后复又出让”这一核心问题，着手再现牵系其间的利益流向。但是，由于整起交易内情具有巨大的隐秘和复杂性，加之官员的个人行为、政府行为和商人行为等多类现象同时介乎其中，到底是个人行为挟持了政府行为，借机玩弄一出土地游戏？还是亦官亦商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在投机作祟？是非曲直一时难以廓清，因而未能取得成功。 巧合的是，在经历了郎顾之争、德隆破产、陈良宇倒台等事件之后，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开始将关注目光投向“松江事件”。在一些场合，他曾经提及对于此事的一些观点，不久之前，他还专门向我们撰文探讨此事。因之，本刊记者有机会就此对正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的郎咸平进行了采访。 财经文摘：你的研究以前一直着重于企业、机构领域，但是最近一两年更多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层面，做了很多论说。比如松江客运中心的土地纠纷事件，在外部人士看来虽是一起无关全局的事情，但你为此专门向我们撰文谈及。这起事件何以会触动你？ 郎咸平：我之所以关注这个案件，乃是因为我发现了其中可怕的贪腐潜规则。这就是公务员联手合谋作案，悍然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以牟取私利。比起一般的个别官员的贪污腐败来说，这种合谋作案的危害性更大，对于社会的损害尤甚，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张思之等法学专家共同强烈关注此案的关键原因。 再加上我去年直斥上海贪腐的一把手陈良宇，所以，我对于上海的贪腐案件会特别留心。此外，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惩治腐败部分的内容昭示，中央政府打击贪腐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决心绝无动摇。和谐社会确实是中国当下至关紧要的方向。可以预见的是，十七大之后，未来反腐败的进程还会继续。 财经文摘：需要问的是，中国地方上类似的土地游戏不在少数，土地这一桩国民财富成了少数掌权者和利益集团的私家玩资，可以任意被挥霍、摆弄、瓜分和授受，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哪里？ 郎咸平：你说得很对，围绕着土地和房地产业，衍生出许多恶性案件。正如你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以此牟取巨额私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和房地产业的特征，两个垄断和权力审批长链条。对此我已经有过专门的阐述，请参见之。（参看本期91页） 财经文摘：权力和金钱对于土地的肆意染指经常导致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在国外却不常见，为什么？ 郎咸平：在国外，像美国一类发达国家是少有土地丑闻，但是在很多贪腐成灾的国家也是多见的。 财经文摘：为什么美国和别的发达国家不会这样？
郎咸平：其实答案在我五六年前于内地讲学时就已经揭示出来！那就是因为它们的法制化落实，严刑峻法对于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强大打击和威慑力。这也是我一贯的坚持和呼吁。 财经文摘：如果游戏规则是必不可少的，是维持每一领域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那么，表现在土地游戏中以权力和金钱为核心、为主导的规则是否正当和理所当然？如果不是，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也即哪一种规则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郎咸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靠法制化才能解决。中国要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之中取得更大成果，经济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与胡主席的总路线匹配的措施，建立新的有益中国社会的新游戏规则。 财经文摘：你能否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松江门一类游戏才有可能结束？ 郎咸平：胡温政府反腐败的斗争一直在进行，未来的社会要和谐，就需要人文环境的改善与自然环境的改善，只有政府坚决实施严刑峻法，才能真正遏制松江土地门这种公然掠夺十数亿元国有权益的贪腐游戏。惟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