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拒绝长大，拒绝成人社会，这是个重复已久的话题。18岁的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芬兰校园制造枪杀案，他说:“我受够了，我不想成为这个狗屁社会的一部分。”与这种极端事例相对应，“飞特”似乎是一种阴柔的抗拒。
文/朱布冲
2003年6月18日的日文版《新闻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著名漫画家原哲夫作品《花之庆次》的主人公，战国时代的传奇游侠前田庆次。这似乎在宣告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日本乃至东亚的确立。“如果我能像庆次一样逍遥就好了。”这不仅是漫画中各路人物时常吐露的一句对白，似乎也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逐渐壮大的飞特族的共同心声。 实际上这种人群的出现，与美国在后嬉皮士文化中的X一代有些近似，同样是打零工，同样是追求自由化的生活。不同的是，美国的X一代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因素，“二战”后婴儿潮的人口压力，让整个20世纪70年代并不缺少劳动者，大量的固定工作机会都被占据，后来的孩子们不得不走向了非固定工作的境地。而日本的飞特族则明显带有经济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高速经济热潮，让整个日本人将自己的生活预期抬高了很多，吃苦耐劳和集体主义传统被高收入冲昏了头脑。进入21世纪的年轻一代直接遭遇了经济衰退，以往那条考名牌大学，进超级大公司，步步高升的宽阔仕途一夜间成了独木桥。与其努力不如混着，这种经历社会衰退期的现实主义情绪，不再是少数极端自由主义者的特权。如果算上美国的“twixter”（青少年眷恋族），法国的“坦圭综合症患者”，德国的“赖巢族”，乃至中国带有贬义的“家里蹲”，那么全球至少有超过1亿的15至32岁青年，决绝地加入了“飞特”行列。正如《时代》在2005年1月的封面故事《迟迟不肯长大》中所预言的那样，这种与以往传统彻底断裂的生存方式最终将导致一场社会革命。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以3口之家为基础结构的人口方式，中国的飞特族在短短两年内大量出现。抛开各国地域特色和民族气质，飞特族崇尚生活自由的情绪是一致的，不同的则是各国的时代特点和经济特征。之所以飞特一族在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地区最先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东亚社会结构和经济变迁有隐秘的勾连。 日本的飞特族最初出现于90年代中期日本乃至亚洲遭遇集体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的主导权已经从战后创立起工业日本的一代，转移到了构造文化日本的Y时代边缘青年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所长中村伊知哉说，“经济泡沫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幻灭，而是多元选择的未来主义;萧条不但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以AV导演起家，拍摄Cult风格电影的三池崇史，以及出身兼职DJ的Bape品牌创始者Nigo，无疑是崇尚自由生活热潮的典型代表，对他们来说，利用消费生活中的经验从事创造性的事业，远远胜于死板地从大学直接进入不景气的政府机关或写字楼。而小到廉价零售机构如“7-11”、无印良品和Uniqlo的出现，大至日元汇率的不断增高等因素，也使生活必需品在整体消费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让青年一代能在不必大肆提升个人收入的同时能够掌握相对充裕的可支配个人开支。 基本生活成本的廉价也是“飞特”现象涌现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不论日本还是美国，每月每人的食物开销只需要占据社会平均工资的1/12，活着相对变得很容易。同样在中国，食物开销早已经在城市居民看来微不足道，反而是交通支出和社交支出更昂贵。而在飞特族看来，交通和社交都可以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足不出户是飞特们最崇尚的时间表，网络聊天要比去集体泡酒吧更能沟通感情。中国的飞特们根本不在乎未来的养老金来自何方，也不在乎自己有无连贯的医疗保障，在他们看来这些与固定工作挂钩的福利，根本无法与可怕的税收相比。 如果说灵活与个人主义是全球飞特们在就业领域的主要特征，那么“下流”则是“飞特”人对待人生的整体态度。“三浦展”在那本增印了14次、售出了100万册的《下流社会》中以没有固定职业、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10倍（20岁对应200万日元）、不考虑将来、生活不规整、不修边幅、喜欢独处、在家中面对电子游戏或网络一天以上也不会厌倦等12个标准，勾勒出“下流阶层”的轮廓。按照这个标准，“三浦展”在将日本社会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接受学校教育也不工作者）列入了所谓的“下流一代”中。实际上，塑造飞特族身份的另一社会意识根源，即在于东亚新一代在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外向性社会发展的恐惧:就业后高等教育附加值的逐渐消退，即受过高等教育与否在薪酬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也使得Y时代青少年，特别在东亚，拒绝接受父辈传统的教育，坚守大公司的长期职位，以及建立家庭的固定生活模式。不仅是日本，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和父辈重视血缘纽带的特征，也为飞特族眷恋家庭，迟迟不肯作为独立个体迈入社会提供了温床。在中国台湾地区，16至31岁之间，自命为飞特族的人数也快速攀升至200万左右，其中将近60%选择了与父母同居。 对外向型竞争，与社会身份提升兴趣的淡漠，也使许多飞特族转而热衷于虚拟化生存，在这一点上，许多飞特族同时也是“御宅”爱好者。三浦生动地以“5P”，即个人电脑、PSP、手机、罐装饮料和方便零食，来总结飞特族基本的生活要素构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个人主动性研究中心的谢丽·特科在《屏幕生存: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中争辩说，网络生存可以让青少年以相对轻松、免责的代价尝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并提供了一个与生活平行的空间。这些角色扮演的例行公事成为每一位玩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对于e时代缺乏归属感，个人意识高涨的青少年来说，网络不仅放大了个体的孤独感，又利用创造的技术空间使这种孤独感本身成为共同语言。2003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日本国家馆以“御宅族”作为主题，展示了被漫画、DVD、家用游戏机、电脑、人偶玩具、Cosplay时装拥挤得如同盒饭一样的“未来居住空间”，这似乎完全是飞特一族，而非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选择取向。 当然，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的飞特族，并非永远安于做一个徘徊在社会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外的边缘人。亚洲飞特族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硅谷新经济刺激下的产物，永远一身套头毛衣、牛仔裤加阿迪达斯慢跑鞋，23岁的美国哈佛大学学生大卫·祖克伯格在2004年创立Facebook时，也许根本没想到这个网络同学录式的东西将被誉为Web2.0时代重塑全球社会关系的数字地图，当今年10月底，微软耗资2.4亿美元收购其1.6%股份，将其市值定价为150亿美元后，祖克伯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新的数字偶像，甚至2006年活力门创始人崛江贵文的陨落并没有让这种期望变得黯淡。“东亚飞特族对于网络、PC和艺术设计的特殊口味使得他们将未来的寄托放在了这些更新更灵活的新兴产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黛博拉·霍奇逊在2006年一篇《飞特横行东亚》的报道中说，“除了传统的日本游戏动漫工作室和时装设计公司，甲骨文、暴雪、Google是他们青睐的新一代跨国企业。” 不过，媒体和社会研究者对于“飞特”的未来仍然是忧虑大于乐观，尽管美国人威廉·布里奇那本《新工作潮》中乐观十足地预言未来将是一半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半人将没有固定职业的时代，企业将是不设固定岗位和员工编制的“自由人联合体”。但《经济学人》却在去年将飞特族称为“迷失的一代”，预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能够保障持续就业的专业技能，没有储蓄意识，拒绝组织家庭与参与社会福利体系来保障晚年生活。“电子游戏、弹子房、卡啦OK、Cosplay与父母住在一起，只做兼职工作，都明白无误地表达着一个概念——拒绝长大。”《纽约客》专栏作家瑞贝卡·米德说，“缤纷颜色的背后是新一代对于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抵制，那里也许有难处的父母、背叛的朋友和无穷的压力。”为了治愈许多飞特族在工作与社会责任上的淡漠，村上龙甚至煞费苦心地写了一本《13岁的HelloWork》，试图为那些丧失了未来就业规划和动力的Y时代青少年提供一份职业选择清单和“择业体检”，而游戏软件制作室DigitalEntertainment甚至以这本手册为蓝本，制作了同名NDS养成游戏:玩家将操纵来自未来世界的少女Mico，在虚拟都市中寻找并体验各种职业，并由人气女优北乃纪伊担任Mico的声优，试图唤起玩家对于就业的好奇与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