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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希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这个潮流下，也有许多孩子放弃按部就班，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家庭背景，有工作能力，却在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文/尚进 董璐
“我想做些能留下痕迹的事情，就是做那些创造性的工作，能有自己的作品。”董雅童说。就在一小时前，她还说要在目前所在公司坚持做到一定的成就，让老爸老妈安心。这位1982年出生的北京女孩，从小到大都是让家长省心、同学羡慕的好学生，2005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贸系毕业，很快找到了在中国交通银行的工作。第一年的实习期，她被分到望京的一家支行。因为离家远，父母还特意给她买了辆白色的凯越HRV，但在银行接柜的工作，被董雅童形容成:“无聊、耗费时间;楼上的信贷部老给我们添麻烦;环境不好，还有蟑螂;每个人工作都不快乐，没有凝聚力。每月才不到2000元的薪水，最主要的是心理上没有成就感。”结果不难预料，4个月后她便离开交行。如今她已经换到了第4份工作，这期间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好朋友一起去玉渊潭看樱花、开车去怀柔吃虹鳟鱼、在明媚阳光下喝下午茶。 “开个网上的小店我又不乐意，在西单找个店铺卖衣服很挣钱，可还得成天盯着。毕业那会儿连四大会计事务所我都没有投简历，因为听说非常辛苦。”董雅童抱怨道。她身边有一大批和她同样不想打工的人，都有意凑在一起做个创意工作室，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宽慰自己的想法。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年轻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会把这类挑剔看成是“好吃懒做，娇气，不靠谱”。 上海一位财经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倒是对董雅童的状态颇为理解:“我毕业以后，正常有三条出路:一是高校老师，二是公务员，三是进入金融企业。后两条路我没兴趣，前一条路走起来很困难，所以三条路都不行。我对自己的专业失去了兴趣，想换个方向发展。”他的兴趣是开发网站，“如果网站不成功，或者我的存款不能维持下去了，我就会去工作。在这之前，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些事情，看看能不能养活自己。总的说，我很相信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篇演说，必须去做那些你爱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讲究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说‘活下去’还是不难的，犯不着为了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由。” 中国的城市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群热衷打零工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慵懒颓废的无业游民，也不是鄙视体力劳动的轻浮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娱乐方式，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工作，却需要一种自己认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内心的生活安逸要比金钱财物上的安稳更好。这无疑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财富的极端追求格格不入，却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人的追求相一致。在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可以全民慵懒之前，一些年轻人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经济过度发达之后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提前上演。 2002年，日本公司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当终生雇佣制这项20世纪最后的铁饭碗终于不保的时候，一个被称为“Freeter”的词语曾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个来自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的混合词语，融合了自由和工人的词义，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潮流在影响很多人。Freeter被译为飞特族，专指那些走出校门后，并没有固定工作，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就走，花光了积蓄再找新工作的年轻人。飞特们都拒绝接受长期固定职业，以实现自我追求而非生活稳定，甚至仍然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依赖。这些人各具特色，但却都怀揣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式理想。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谢正龙说:“飞特族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前的一个外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挣很多钱，在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另一个，但一定会在乎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也不乏责任，现在他在联合国某组织在中国的一个分部工作。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中，这种压抑在当今很大一部分中，就是来自对‘人上人’的追求，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畏惧，因此我们就不惜代价为明天不断累积资本。” 在南京扬子伊士曼化工有限公司工作的刘建红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飞特”的状态:“频繁地跳动工作，意味着每次从头做起。一次次从底层往上走，始终无法超越，久了自己也会疲倦、抱怨。做做短期的‘飞特’也许不错，比如找一个工作，赚够几个月的花费辞职，专心备考。考注册会计师，或者考英语，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再工作。” 或许不少人是沿着这条道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飞特”只是他们的暂时状态。但飞特一族的存在，显示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5年前我可能算是典型的‘宅男’，足不出户沉迷于游戏和网络。但是大学生活的磨砺和毕业后的迷茫，已经让我进入了一个难以形容的人生状态。”24岁的刘阳端坐在股市大盘图形前，如此评价自己。由于过分迷恋电视游戏，他20岁才考上大学，上了5年的高中。经历了三次高考，让刘阳变得与同龄人不同。他热衷电视游戏，无师自通地通过游戏对白学会日语，最后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直接选择了“退休”。 “我是在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才侥幸混入大学，然后在即将彻底滑入社会的时候跑回了家。”刘阳如此形容自己的选择，他2007年4月初正式进入股市，就用他爸10年前炒股留下的老账户里的闲散资金，再加上家里面的一点资助，打算靠这8万元，搏杀出自己的生存方式。折腾半年下来，也才拿到了50%的收益，与那些一块毕业的同学相比，刘阳却自认为生活状态挺好，也不缺钱花。 “至少我不用改变学生时代的作息时间，照样早上8点半以前起床，股市下午3点关门等于下午上了两节课。”与大多数新股民对股市暴富的憧憬一样，刘阳最初也有过想入非非的时候，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选择毕业做股民就是为了生活。“其实在依靠股市生存之前，我也考虑过毕业的出路问题，最早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当老师，但是后来觉得自己就被教育制度耽误过了，不能再误人子弟。我也不是没参加过毕业面试，面试让把日文翻译成英文，一看参加考试面试的学生得够一个连，个个都拼了命一样，为何要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竞争一个没多少薪水的工作岗位上呢？” 中国飞特族之于中国社会现状，绝对是早熟的一代，可2006年中国43%的资本再投资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接近一比二的货币购买力平价，从实际经济现状上成为催生中国飞特族的营养剂。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房子的超前性投资，以及中国家庭特有的储蓄观念，都在默默支持着中国飞特族的崛起。正是20年来父母一代的长期积累，让中国飞特族们有了保持“飞特”状态的本钱。混在英国的范志伟是我们最初接触到的典型飞特族。“为什么要上班呢？”他说，“就算在物价指数最变态的英国，我不是照样活得很好。”2006年跑去英国读书的范志伟已经快26岁，除了去的机票和第一笔学费，他没有像大多数跑去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一样吃父母。就算10英镑一盒的555香烟，范志伟照样抽，而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买烟丝自己卷。作为英国留学潮中的一员，范志伟自己并没有多少学习的兴趣，更多是来自家庭对于未来的期望。不过范志伟自认为除了上学，他实际上还在兼职工作，只不过干的是一份金融市场的散户兼职。除了依靠国内股市的红火，范志伟还有自己的盘算:“不可能股市永远好，投资控制风险可以保证我的生活质量，人民币的升值是最没有风险的方向，这个大趋势足够我获利3年了。反正我也没什么物质上的企图。每天通过互联网就可以遥控我所有的工作，这远比那些SOHU族或者‘啃老族’更轻松。” 飞特族的确有自己生活下去的能力，有些人维持打短工的状态，工作一段休息一段，有些人依靠互联网找到自己的经济来源。刘阳似乎把生活看得很透彻:“人跟人都差不多，不必把别人看得那么愚蠢，把自己看得如何高大，我觉得生活就是量力而为。上学可以吃父母，现在毕业了就得养活自己，但是现实社会太恶心了，大学毕业找个正经工作，不少上来就要先签约3年，那人不就废了吗？找个工作也无非是给老板打杂的命儿，还不如在家自己把握生活。”“在中国社会做飞特族需要很多勇气，家庭的压力太可怕了。这个世界财务自由的人只占5%，大部分人都是不得不找个工作，给自己一种有安稳工作的麻痹性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