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至于“和谐”，与其说他关心如何和谐，不如说更关心如何面对不和谐。
撰稿／余亮 专栏作者
当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我只顾低头整理自己的物品，没想到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先生走到面前，一边伸出手来一边用带着拖音的英语说：“谢谢交流！”这位２００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同事，确实如传说中那样随和亲切。 １１月２３日，应上海经济管理中心邀请，他来到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关注经济热点，构建和谐社会”论坛发表演讲。演讲主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西方人将如何谈论“和谐”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式的和谐，是长期浸淫在市场经济观念当中更习惯谈论“公平与效率”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能理解的吗？ 普雷斯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反对凯恩斯的需求导向政策，强调当代经济问题来自诸如工资、产出等供给方面。他认为，基于经济个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主要指变动经济政策）往往无效，而稳定开放的政策才有助于市场自发地促进繁荣和公平。这些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早已为人熟知，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早就听说普雷斯科特热衷研究中国经济史，所以很希望能分享到一些心得。在演讲之前的访谈中，我对他说，两年前他在北京与网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中国的明朝，而明朝的社会很难说是和谐的。普雷斯科特诙谐地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按照明朝政府的看法，明朝是和谐的。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宋朝，那时候中国社会更自由，而ＧＤＰ和人口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所以竞争太少并不有助于和谐，大家都能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发展才是和谐。 我告诉普雷斯科特，他的美国同胞，左翼学者，国际社会学会主席沃伦斯坦先生两周前刚刚在上海大学做过演讲，沃伦斯坦和他的老师布罗代尔一直质疑自由放任市场的有效性。也许因为人名翻译的问题，普雷斯科特一直没有弄清楚我说的是谁。之后他的学生，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雷鼎鸣教授告诉我，普雷斯科特很讨厌政治。普雷斯科特说话的时候常常停顿，动着下颚，仿佛仔细思考搜寻正确的用词。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可亲而又严谨的老人，十分单纯地沉浸在他的理性世界里，相信纯粹实证经济理论是避免了政治干扰并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后来有听众咄咄逼人地问到十分敏感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他也丝毫没有失去严谨温和的态度，还是不紧不慢地搬出公式般的经济理论作为回应。 他开门见山强调和谐与发展协调一致，不过仅仅和谐不足以保证发展。他的关心显然在发展上，主要观点是：肯定中国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强调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强调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保证个人生产的积极性。至于“和谐”，与其说他关心如何和谐，不如说更关心如何面对不和谐。他有两个观点，第一，经济转型过程会是痛苦的。第二，用发展两阶段观点来说明，只要坚持正确的政策，痛苦就会过去，自由市场竞争最终会使高收入从企业家、贸易部门和沿海扩散到更多劳动者、制造部门和内地。经济发展需要高储蓄高积累，而高税率和社会再分配都会伤害储蓄热情，所以希望中国不要学习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可以说，普雷斯科特先生用自由主义经济学语言向我们重述了“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告诉我们自由市场将是这一切的保证。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应该坚持扩大开放，尤其是应该开放ＦＤＩ（直接投资），不要学习欧洲的福利政策，继续鼓励企业家创新，那么社会和谐终将到来。演讲最后，他再次提到中国的宋朝和明朝。不用听我就知道他是要说：宋朝的开放带来繁荣，明朝的封闭带来落后。
对于多少接触过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的人来说，普雷斯科特今天的观点也是可以预期的。他出现的意义就是要重申对于自由放任市场化路线改革的坚持。他只需要谈论抽象的经济观点，具体问题交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去谈论就好。４８张幻灯片，简单明了，可是中国的问题，还等待着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