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导演陈可辛专访
他所要拍摄的，一定是陈可辛的电影，而不是吴宇森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电影。撰稿·殷实
陈可辛的通告排得非常满，见到他的时候他虽然依旧健谈，却掩饰不住脸上的倦容。为了这部古装大片，他可以说是倾尽心力。女儿刚刚出生，他就开始投入到这部自己筹备已久的《投名状》中，他说在这段时间中，对于女儿和家庭是有一些歉疚的。 他固执，一定要这样做。也许拍一部他所擅长的爱情片，可以在香港取景，他也可以轻松一些，但是陈可辛还是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他对笔者说，到了他这个年纪，想的只是如何突破自我，而不是墨守成规。 １９９１年，由陈可辛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双城故事》（张曼玉、谭咏麟、曾志伟主演）给香港影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之后的《金枝玉叶》（Ｉ、ＩＩ）、《甜蜜蜜》、《金鸡》（Ｉ、ＩＩ）、《如果·爱》、《三更》……几乎每一部影片都在票房和口碑上获得“双赢”。《甜蜜蜜》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十佳影片；在２００６年第四十六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他凭借《如果·爱》摘得该年度的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也许是太没有悬念了，在颁奖典礼上，嘉宾曾志伟（也是陈可辛早年的电影公司ＵＦＯ的拍档）面对另一位颁奖嘉宾陈可辛的夫人吴君如时，看都没有看信封里的人名，就撕掉信封，面对全场观众大声宣布：“最佳导演陈可辛。”让吴君如又惊又喜——这种噱头在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更成了其他嘉宾模仿的对象。 美国著名影评人大卫·波德威尔在他的那本《香港电影的秘密》中对陈可辛导演、张国荣主演的《金枝玉叶》这样评价说：“《金枝玉叶》是ＵＦＯ自觉要搞精致的高档作品，故事结构匠心独运，是全片魅力所在。陈可辛及其创作班子，都晓得节奏与呼应，伏笔与转折，以及相得益彰的对应场面，统统可塑造感情。”陈可辛的早期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追逐场面，也没有天马行空的武侠飞人，但是却擅长用伤感的爱情故事征服观众。拍《双城故事》时，一场张曼玉与谭咏麟离别的戏份感动得令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热泪盈眶。而最让影迷津津乐道的非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的经典爱情片《甜蜜蜜》莫属，１９９６年，这部影片更史前无例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赢得９项大奖。 很少有人知道，陈可辛最初入行的时候有过协助吴宇森拍片的经历。虽然之后他的作品和吴宇森几乎没有什么影像上的关联，但是他的心底似乎一直有一个梦，就是拍出一部能与《英雄本色》系列相媲美的古装大片。只是他并不去一味模仿吴宇森，他所要拍摄的，一定是陈可辛的电影，而不是吴宇森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电影。 一开始，《投名状》的片名是《刺马》，取材于清代四大奇案。很多媒体将这部影片说成是重拍邵氏张彻导演的经典武侠片《刺马》，陈可辛觉得这并非他的原意，他改掉了片名，也改掉了片中主角的名字，他并不希望观众拿这部影片和张彻的《刺马》比较，就像人们总是要把徐克的《刀》和张彻的《独臂刀》一较长短一样。他对笔者一再强调，虽然《投名状》和他之前的电影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所要表达的主题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对人性的残酷的刻画。为了这种真实感，他们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拍摄室外场景，令部分香港工作人员叫苦不迭，要知道，在香港，这时候只要穿一件单衣就可以了。李连杰感慨地说：“这部影片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为了这部影片，导演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女主角徐静蕾也对这部影片的艰辛难以忘怀，她觉得这是她拍得最苦的电影之一，但为了这样一部影片，很值得。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香港娱乐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香港在萎缩。越是萎缩，越是要跑到内地来，里面良莠不齐。很多人的心态是香港过气了，就到内地来混。内地市场大，做得烂也会有人买，这是香港商人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很短视，只要我能生存下来，我就无意去改变自己，就像珠三角的港商，制造业做了３０年都是这么做。”确实，近年来，香港电影再难掀起像《新龙门客栈》公映时的热潮，但是陈可辛的出现让香港、内地合拍的电影重新赢得了尊严，证明了香港电影除了打打杀杀的黑帮片和飞天飞地的武侠片之外，还有新的生命力。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投名状》自１２月首映以来，在亚洲各地票房累计已超过３亿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２００７年度华语片全球票房冠军。 现实是残酷的 记者：我注意到《投名状》中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最后被删掉了，这个情节在预告片中有，就是三个人结拜时杀了一个人来歃血为盟，是否迫于审查的压力？在香港版中是否保留？
陈可辛：当然，这是审查的原因，在香港版中是有的。但其实内地和香港的审查制度差别很少，我觉得很多可能是观念性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一段情节中，并没有太多太暴力太血腥的镜头。当然就整部影片而言，过于血腥的部分，也删剪了一些，但这不是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观念的差异。其实最终的结果是，虽然你看到这整场戏都被删了，但实际上，内地版和香港版的差别很小，两者只相差两分钟。 记者：有人说您的这部影片有点暴力，包括您夫人吴君如也说没有去看过这部影片，因为怕血腥场面，但是我觉得您所要表达的还是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残酷。 陈可辛：对，你说的没有错。我的影片所要讲述的是人性，要面对人性。我的电影对人性一向比较坦白，比较没有那么棉花糖。其实我的爱情电影中也有许多残酷的、不完美的情节设置。这种不完美并没有影响到爱情的浪漫，正如现在我讲了人性的不完美，描写一些比较黑暗面的地方。只是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情况。观众不会像纯粹看戏，用看假的东西的态度来看待它。而如果我写的都是好人、坏人，都是单面的，大家就会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它。所以，我拍的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有很多缺点的，观众可以正视他们。当然，这并不表示我认为现实就没有希望。比如我在《投名状》中加了刘德华的角色，他当然还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我觉得我将人的真善美也都表达出来了。 但基本上，我对于人性的弱点和黑暗面，持一种不逃避的态度。在我的电影中，那些缺点通常不在反派身上体现出来，而恰恰体现在那些正面的主角身上，这很重要。如果你永远将阴暗面表现在反派的性格行为中，那么观众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也不会反思，人并不完美，也从来没有什么毫无缺点的神话般的英雄。 记者：《甜蜜蜜》和《双城故事》也有残酷的一面，有情人难成眷属，您似乎总要给片中的主角制造许多困难。 陈可辛：人生就是这样。电影也许有两种，一种是给观众一个幻梦，一种则是更接近于现实。另外，我要求我的电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不是表面的共鸣，而是思考之后的共鸣。电影也不一定要残酷到完全和真实毫无出入，但我希望自己能用比较真实的尺度来看待电影。观众会知道你不是在制造幻梦，他会看到你用心呈现的究竟是什么。要有足够的人生的喜怒哀乐，他才会觉得你没有在欺骗他们，电影中的人生与他们的人生是有关联，能够贴合在一起的。这样他才会开始相信这部电影，并进而打开自己的心扉，获得共鸣和感动。 好莱坞的很多影片完全是粉饰太平，什么都很简单。我相信像我这样的观众，不会要求那么低，他们需要看到的是更有深度的电影，至少，它们没有唬你。打开心门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感动。当然也不是说好莱坞完全没有优秀的电影。那些小制作关注人生的电影不去谈它，就大片而言，《蜘蛛侠》就是一部很有趣的电影，它的第一、第二集都让我很惊讶。它的导演很有想法，不像很多好莱坞导演都是技术人群，把动作视作第一位。《蜘蛛侠》不一样，导演想把蜘蛛侠拍成常人，而不是简单的一位神话英雄。在我看来，这也是《蜘蛛侠》的经典性的一个方面。大家都在拍超级英雄的电影，科幻也好、武侠也好，都是如此，但是在我看来，似乎只有《蜘蛛侠》比较人性化。 记者：您对于《投名状》投入了非常大的心血，可是它与您之前的作品在影像上完全不同，为什么会想到要拍一部古装大片？陈可辛：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想拍不同的电影。每一个人生阶段对人生的感悟是不同的。另外，我需要一些新鲜感。在电影中谈了不少恋爱，身边的朋友也都一把年纪了，如果在我的生活中，我拍来拍去都是这样的电影，我就会觉得有点乏味。我觉得应该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拍了这部戏。虽然在这部戏中，情节、场景、动作和我之前的电影有些差别，但就风格而言，它最核心的部分并没有什么改变。 《甜蜜蜜》中的人物和故事并不完美，张曼玉因为钱而离开了黎明。《双城故事》和《如果·爱》也是。其实都是对人生一个比较写实的态度。现在的《投名状》也是这样，还是把人性的缺点暴露出来，不逃避、比较坦白地去描写，当然，即使这部影片再多暴力，我仍然没有将它完全灰暗地去看世界。 尽了最大的努力 记者：“投名状”出典于林冲与王伦的一段对话。我觉得您的野心非常大，《投名状》既有《刺马》的故事，又有《水浒》的影子，故事就挺复杂，您觉得自己第一次驾驭这么大的场景和故事，自己满意吗？有没有遗憾？ 陈可辛：其实没有多少《水浒》的故事，就是借了《水浒》中投名状的典故来做我心中的电影。人力、物力方面，我都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所有的作品肯定有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记者：拍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 陈可辛：是。动作片以前没有拍过。当时我们在北京之外的小城镇，开车有两至三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很小的地方。天气很冷，对香港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包括对于内地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很少有影片在１２月份的北京开拍，天寒地冻，太冷了，所以你看电影中大家说话，每句话都哈气出来，可能也只能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才能拍出那样的场面，拍出那样的效果，演员也能进入那个状态。挺辛苦，但是回想起来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动作指导程小东虽然拍过很多武侠电影，但是也没有拍过这么实的动作片，所以很多他们的强项都可能派不上用场，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所以大家都去琢磨去找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找到之后大家就很兴奋。 可以说《投名状》电影剧组的每个人都为这部影片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幸好，电影拍出来还能对得起观众，对得起我们自己。 记者：媒体和影评界都对李连杰这一次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也对刘德华赞赏有加，但比较少关注到金城武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我也想想听听您对金城武的评价。 陈可辛：他把后半部的电影撑起来了。前半部他一直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不像李连杰和刘德华可以正面出场，有很多表现自己演技的机会。更难的其实是这种角色，一个演员如何能够不让观众忘记他的存在，这是个难题。金城武在后半部的表现，包括他在最后情绪的崩溃，给我的冲击是很强烈的。同时，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把情绪澎湃之处都释放出来了。但这个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前半部，完全不是他个人的秀，而他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只要他在，就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表演的魅力和表演的火候，已经达到可以在李连杰和刘德华两大巨星身边而不逊色，都能够镇得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很不简单。只是大家似乎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李连杰和刘德华的身上，放到刘德华的转变上去了，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笔者：香港的邵氏电影公司之前拍了一版《刺马》，堪称经典，邵氏全盛时期的武侠影片对您影响大吗？特别是《刺马》的导演张彻，近年来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 陈可辛：张彻对我的影响是对一个孩提时候的陈可辛的影响。我后来长大之后，其实都没有怎么爱看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武侠世界对我来说太假。当然，张彻的电影还好，他还是比较真实，不会在天上飞来飞去。张彻的影像风格犀利、干净，是很有魅力的一个香港导演。只是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年代的电影太简单了，故事也好，对人性心理的描述也好，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模仿其他导演 记者：１９８６年协助吴宇森拍摄《英雄无泪》是您第一次正式入行，可是为什么后来您自己开始拍片却以都市言情片为主，似乎他对您的电影观念的形成并没有起很大的影响。 陈可辛：不能说他对我没有影响，不能因为我和他的电影风格不同，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就说他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是肯定有的。当然，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不是在模仿一个导演的风格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我觉得您的影片与徐克、程小东为代表的香港武侠电影和吴宇森早期暴力美学的动作片，完全不同，没有一点花哨的动作设计，您的目的还是要表现一种真实性？ 陈可辛：对。其实你问我十个问题，我的回答都会回到这个答案上来。我希望有观众的共鸣。如果我希望有共鸣，那么我就必须要让他们有思考的空间，而且必须有真实感，如果你的电影太虚，那么怎么可能让他们认同你？如果他感觉是在看电影，不会真正将自己的感情都融入到情景之中去。所以我需要在服装上、场景上、动作上都给人以实在之感。我不会追求梦幻，所以我不会拍虚的。飞来飞去的武侠电影所追求的是梦，和我的追求完全不同。 记者：《甜蜜蜜》的拍摄是否因为您本人是邓丽君的歌迷？ 陈可辛：其实不是。邓丽君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相当于在欧美的披头士乐队的影响力。你要拍两个内地来香港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最能将他们拉到一起的偶像。而且我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她刚刚去世，也是一个灵感。但是对于邓丽君本人来说，我从小就听过她的歌曲，但没有特别的感受，反而是在拍了《甜蜜蜜》之后，我才会重新来看待她的音乐和她的人生，有新的、更深的认识，以前都是在街上听到她的歌，如此而已。 记者：您拍恐怖片《三更》，拍歌舞片《如果·爱》都获得成功，此次又拍古装大片，在口碑和票房上是双喜临门，我不知道您的下一部会是怎么样的影片？ 陈可辛：我还没有想清楚。本来我有一大堆想法，但现在都没有确定。《如果·爱》在做宣传的时候，记者问我，我下回要拍什么样的电影，我说在筹备《投名状》。当时确实是有在筹备，但这次是完全没有下文了，只能等我的想法成熟以后才开始新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