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本身可以发出很多重要的信号，根据这些信号，政府可以制定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和交易并不是在一个完美的数学模型中进行的，而是有许多非常现实的运作，而现实的状况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
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很多学者做的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他们对“市场裂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补，运用实验室的办法模拟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或经济生活实际的投资工程、风险工程。比如组织理论研究者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并不总能发出正确有效的信号，而组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组织既包括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也包括社会组织、居委会、NGO等，它们都是市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东西的存在。 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埃尔文·罗斯所做的“市场设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假设，即在那些不能纯粹依靠市场信号来纠偏的领域或子系统中，需要用市场设计的办法来优化其结果，使结果更为公正和有效，从而更好地满足行动参与者的期待。他所做的几个著名实验，包括医院和医生的配对、器官和受赠者的配对，以及学生与学校的配对等，都是用很科学具体的办法，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解决了现有的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运用他的程序和数学模型，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制度性的改进，这种改进不一定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突破，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方面的进步，它有助于实现在一个大的社会、大的市场、大的经济生活中，更公正有效的统一组合。众所周知，要同时兼顾公正和效率是很难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强调了公平，却丧失了效率；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效率，却又丧失了公正。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把公平的地位往上提升，而罗斯的方法就成功地把公正的目标和效率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匹配和选择难题，纳入公正的秩序或程序中，使每个人具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并实现效率的最优化。 过去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有很多自我纠偏、自我完善、自我改进的机制，用不着人为地干涉。如哈耶克此前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是ｏｒｇａｎｉｃ的过程，不是某一个人所设计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在每天的活动过程中慢慢发展出来的，非常的复杂。罗斯教授也承认这一点，他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在基本面上是一个ｏｒｇａｎｉｃ的过程，他只是强调，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靠“无形的手”去解决。 因此，罗斯教授的“设计”，不是要如此前苏联所进行的计划经济，拆掉“市场”的台子，再重新搭一个“计划”或“设计”的戏台。罗斯要做的是Complementive，是要补充完善原来的市场，在保证市场基本面的前提下，对台上的细部、子系统，进行程序上和技术上的设计，他的“市场设计”是对市场的补充，他所改进的是现有经济生活中一些很具体的过程和子系统。在不可能纯粹靠来自于市场的信息进行纠正的情况下，罗斯运用运筹学、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手段来纠偏和纠错，把国家经济和个人生活作出重要的制度改进。 当然，罗斯的实验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公正和法治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程序，做一些制度化的改进，使新的决策模式能做出旧有模式不能达到的效果。即社会公正的目标已经确定，罗斯所做的是找出更好的技术手段来达成目标，但如果社会公正的目标还没有确定，那就谈不上技术手段的问题。就好像我们首先要确定了过河的目标，然后才能去想办法如何更好更快地过河。 罗斯的几个经典案例，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可能就行不通了。比如一个领导打来电话，说我们家亲戚要来换器官，其他人就在后面等一等吧；又比如医院有1个空缺，院长的女儿马上要毕业了，那就把那个空缺留给自己的女儿吧。这种情形，在中国社会简直多如牛毛，规则常常受到权力、金钱、人情的左右，在这种时候，设计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罗斯的办法，必须在公正和正义被宪法和法律保障的社会中进行。 实际上，市场设计在中国社会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市场，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设计的办法来解决，比如孩子搭校车的问题，农村学校兼并后，孩子的择校问题，血库匹配的问题，以及非常重要的器官捐赠问题。过去几十年，对中国形象影响最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地下器官黑市场，中国政府现在鼓励捐赠器官，但是捐赠者不知道器官会给谁用，会不会被卖掉，而市场设计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市场设计的有效性的前提是要尊重宪法和法律，法治程度较高，不能有太多的行政干预，尤其不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扭曲和阻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运用性的技术手段，如果权力不准它运行，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比如交通拥堵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良好的城市规划、交通设计来解决，但是如果只要领导经过就要封路，那再好的技术手段也解决不了拥堵。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事情不是缺乏好的技术手段，而是总会遇到强大的权力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