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加强内部合作，外联中产和专家，做政府同盟军
文/叶静
“那天晚上杭州电视台播放节目说，我们那里污水不随意排放了，可是第二天我又拍到了随意排放的污水”，韦东英边说边拿出自己的相机，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记者展示了10月25日拍到的照片。韦东英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的一个普通农妇，过去几年里，她用日记和照片记录了钱塘江畔的水质变化和污染情况。（详见本刊今年第12期《农妇韦东英的环保日记》）。 说这段话时，韦东英正在参加近日在京举行的“2007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下称“环保民间组织年会”）。本次年会围绕2007年度环境状况及公众参与状况、环保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与工作领域拓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众多环保民间组织还共同发起了《节能减排人人参与》的倡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环保民间组织年会”，韦东英说。和她一起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400多名环保组织代表和学者。在这里，韦东英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有关河流知识的培训，也第一次就河流保护等问题与多个环保民间组织交流经验。 “他们好多人和我一样，做了好多年也没结果，环境问题还是没解决。”尽管有些失望，但是在这次交流中看到的成功案例也给了韦东英希望。她也想像他们一样，让钱塘江污染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最终得以解决。 “推动环保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韦东英口中的“他们”是指像运建立一样的民间组织们。 运建立，环保民间组织“绿色汉江”的创始人。因为她的努力，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翟湾癌症村问题开始为外界所关注，该村成功地向世界银行争取到3万美元赠款打水井。之后，她又与襄樊市政府共同为该村筹资117万元，在该村打成120米深井。2007年，翟湾村民终于告别了污染水，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阿拉善SEE协会秘书长杨鹏代表组委会做年度报告时表示，“环保民间组织通过监督、调解、诉讼以及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化解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污染受害者正当的环境权益，起到了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此外，环保民间组织还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发动公众参与。“26度空调节能行动”（下称“26度行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2004年6月，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6家环保组织联合在京共同发起了“26度行动”，倡导夏季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起初3个月，该活动只得到10家企业和两家使馆的承诺加入。2005年，该行动得到了全国51家环保民间组织的响应和支持；2006年，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入进来。2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 “26度行动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规定，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环保民间组织功不可没。”在杨鹏看来，这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一条非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除了环境维权及参与节能减排等热点环境问题外，环保民间组织还在探索新的道路，即主动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2005年，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完成了“山西沿黄等典型区域经济研究”及“山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发展研究”项目。这两个项目后来均通过了山西省发改委组织的专家评审，为山西省制定“十一五”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山西省发改委在《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也吸收了该学会专家参与调研编制的工作。 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保NGO“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在北京注册成立；之后，各地环保NGO发展迅速。2002年8月，14名环保NGO代表组成的中国民间代表队首次参加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与此同时，大量未通过注册成立NGO、只能以其他形式存在的环保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有1382家；民间自发组成的有202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116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内地机构68家。 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也开始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自然之友原会长梁从诫及北京地球村创始人廖晓义均被奥组委聘为“特别顾问”。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曾在多个场合与有关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支持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在出席本次年会时表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成长于群众之间，以维护公众权益为目标，近些年来发展良好，在开展环境监督、法律援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联合政府和民间的重要的纽带。 环保民间组织也需要经营 对于陆续取得的成功以及日益壮大的影响，环保民间组织们在激动的同时，也理性地剖析了成因。 “我觉得节能减排是26度行动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地球村项目官员张凯说。在他看来，这个在2003年电荒背景下产生的节能倡导项目，契合了当前的社会形势，即近几年来国家的能源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然也不可能在3年时间内顺利实现。 除“天时”外，在具体行动过程中，环保民间组织们也在积极探索利用媒体宣传的合力。“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活动是不是有利于媒体的推广，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和报告。” 尽管2005年之后，环保民间组织在数量上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却加强了合作。以“26度行动”为代表，环保民间组织从独自行动走向了联合行动，从个别地区行动扩大为多城市联动。 2005年，自然之友等15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汽车俱乐部在京发起了“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2007年，“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扩展到深圳、武汉等20多个城市；深圳市还将此内容写进了《市民生态公约》。
2007年7月28日，由北京地球村、中华环保联合会等50家环保民间组织发起的以倡导低能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核心的“节能20%公民行动”启动，并先后在北京、天津等16个省市和香港地区进行了不同主题的活动。 即便是韦东英这样独立从事当地河流保护工作的个人，也开始向其他环保民间组织发出“求救”信号。据韦东英介绍，就钱塘江边的水污染问题，她已经和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有过沟通，而马军也答应今年会去考察钱塘江畔的企业污染状况。韦东英希望借助比较有影响力的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对当地的污染企业起到震慑作用。 而扎根社区争取“中产”支持也成为了环保民间组织下一步探索的方向。 在“自然之友”原总干事薛野看来，新富裕起来的“中产”们更有能力去争取自己的环境权益，也更有机会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今年厦门PX项目叫停、太湖蓝藻爆发、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叫停等几起大的环境事件都表明，中国的“中产”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中站了起来。然而在这几起事件中，环保民间组织的声音却并不大。 “从这点来看，环保民间组织应该更扎根于社区，扎根于民众，成为他们的维权支持者。”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而回顾这几起环保事件，特别是厦门PX事件，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带头向全国政协递交了叫停PX项目的提案，提案得到包括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等人的支持，专家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贾西津认为，加强与专家的合作，尤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合作，也应成为环保民间组织今后发展的主要工作之一。 此外，对于环保民间组织来说，身份和钱都是个大问题。 “因为政策的限制，现在想要注册NGO几乎不可能”，清华大学当代国情研究中心李（木盾）教授说，据他了解，很多环保民间组织是以企业的形式来注册的，但由于从事的又是公益活动，无法盈利，因而很多环保民间组织生存得非常窘困。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初的统计显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现有从业人员总数达22.4万人，其中全职人员6.9万，兼职人员15.5万；6成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专用办公室，7成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很多从业人员不领工资，领工资的整体收入也处于当地平均工资线下。 在此次环保民间组织年会上，一些组织的负责人表示，自己有很好的项目，可是因为没钱启动不起来，或继续不下去。某大学生社团的负责人说：“学生拉赞助好难，请给我支支招吧。”除了申请资金、接受捐助外，绝大多数的环保民间组织目前都还在依靠个人及会员的力量在维系，很多人甚至为此贴上了全部家当。 但阿拉善SEE协会秘书长杨鹏等大型环保民间组织代表却感慨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协会有钱花不出去。据杨鹏介绍，由企业家们发起成立的阿拉善SEE协会有几千万的资金，他们也很希望将这些资金用于支持小的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是这些组织首先应该“把事做好”，并且是“非对抗性”的。 环保民间组织是否应该拉赞助？能否造血？如何与企业进行合作？在为期两天的环保民间组织年会中，如何加强民间组织的筹资能力成为与会者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 长期关注并支持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副主任贾峰表示：环保民间组织也需要经营，当然，经营管理并不意味着要变成营利单位，而是要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自己的日子都不能维持，你又该如何告诉他人怎么走绿色发展道路？ “环保民间组织应是政府的同盟军” 尽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对于自己的倡导和未来，环保民间组织们显得很有底气。 与会者认为，环保民间组织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尤其是在政府决策时可以很好地将群众意见进行反馈。对此，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表示，“环保民间组织代表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权益需求”。 在此次环保民间组织年会上，周建代表环保总局做了最新的环境形势报告，并表示“作为国家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我们将积极支持和引导环保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据周建介绍，在鼓励群众参与环境保护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下一步环保总局还将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推进环境决策民主化，进一步明确规范公众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具体程序，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更好的条件。 此外，周健还表示，环保总局还将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逐步扩大诉讼主体范围，将公众日益增长的权益需求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以通过社会力量对环境污染行为实施治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在支持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同时，周建也强调了民间组织维权一定要合法，“环保民间组织应是政府的同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