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子: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价值取向,实际上和古代更接近



   “清秋子”跟很多历史写手不同的是,在写《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之前,他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出版过好几本小说。之所以去写历史,一方面是他比较喜欢历史,另一方面是他觉得历史书好卖。“我过去就对历史感兴趣,既然易中天开辟了草根讲历史,那么我就写吧。实际上草根历史跟学院派历史就是叙事方法不同,或者说面向的对象不同,大多数作者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是十分严肃的。”

  文/王晓峰

  这批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语言通俗、轻松、风趣。这是因为他们都先经过了一道网络检验,出版商在经过网络的“审核”后,更有把握找准市场。清秋子说:“网络写手大都能用现代概念解释古代问题,面向门外汉读者,就是必要的地方,他要给予解释。一般的历史著作是不会对官职、年代、器物什么给予解释,民间历史写作是专门要给解释的,要降低入门的门槛,给读者搭一座桥,能够迅速进入到这个情境中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你在给读者讲什么很重要,但是你怎么讲更重要。我想这一批被冠以‘民间历史学家’、‘草根历史学家’的人,都这样。其他方面,跟学院派历史学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所有要写历史的人,他必然要对这一段历史有研究,有他的思考,这东西不是能够拼凑的出来的。”

  清秋子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他从一个爱好者变成研究者时,发现过去历史学家疏忽了很多东西。“学院派历史学家,他们确实是做了大量工作,很有见解,资料掌握很全面。大部分历史写手,都是站在这些历史学家的肩头,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这个我是心存感激的,没有他们在前面,我们对某历史事件、某历史阶段的认识不会有现在这么透彻、清晰,自己重新去做梳理工作,是很吃力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对某一段历史的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实际上很肤浅,遇到问题马上就绕开,当你认真研究这一段的时候就发现,他把最需要他解答的问题都回避了。我在接触历史之前想象大部分都被人耕耘过了,后来发现不是,即使是被大家炒得很热的人物,你仔细去研究已经出来的研究成果,和一些相关的史料做对比,会发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段历史都有被历史学家疏忽的地方,有大量的空白存在。我想,这个就是草根历史写手兴趣所在。”

  草根写手对是否能研究出一个结论并不在意,他们都喜欢把历史跟现实联系在一起,希望用现今的语言(甚至网络语言)去描述历史,而且希望通过与现实的联系说出一些警世的道理,这可能是他们在撰写过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一点。清秋子认为:“近20年来,我们老是在学西方,都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处于一种改革状态、转型时期,我们大概应该是以西方各方面的形态做一个摹本,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经过改革以后,和西方已经很接近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价值取向,实际上和古代更接近,这是我在写作历史以后发现的。就是我们今天感到的困惑,我们今天社会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改革开放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好恶、评价标准,跟明代几乎完全一样。这使我感到很惊讶,我们跟古人离得如此之近,原来从小就被教育,好像从“五四”开始,我们整个和古代一刀两断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里,叫现代社会。其实我们这条线根本就没有断,甚至一直到现在还左右着中国人的命运。”

  谈到为什么会去选择张居正,清秋子说:“我觉得历史上有很多很独特的人物,他是起了很独特的历史作用,或者做出了独特贡献,或者是影响了这个朝代的走向、命运。像这种人物,他本身经历就很有故事性,只要把它如实描述出来,就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张居正是这样一个人物,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你一细问,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来做这个,还是有很多空白可以供我来发挥。”

  清秋子认为,今天的历史热是因为文学热过去了才会出现的。“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精神养料,同时还有西方引进的一些东西在吸引着读者,比如弗洛伊德、萨特,这是构成文化热,现在这两个东西都退潮了。那么历史又是先通过电视,再通过书籍突然走近读者,读者就有一种亲切感,还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好读,有趣,能给人启迪。无论是从审美还是从启迪角度来讲,它都比虚构的文学要好,也比西方的文化要易于理解。”

 清秋子: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价值取向,实际上和古代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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