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从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系列”，到《百家讲坛》、《大明王朝1566》等充斥电视银幕标榜严肃或戏说的历史剧和其他电视节目，都使这场大众历史热远远超越了梁任公当初欲以读史为促进民族意识觉醒的初衷。
文/朱步冲
大众消费与个人体验 “中国人对历史的消费是有传统的，从元代杂剧到明清话本评书，各阶层都在从历史中寻找自己的追求。官方史学目的是以史为鉴，而在民间则是一种野史叙事带来的娱乐。”《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对当下“大众历史热”的根源做出这样的解释。说到当下大众对历史的文化消费特征，著有《天公不语对枯棋》、《龙旗飘扬的舰队》等近代史研究专著的姜鸣则认为，改革开放后，历史在中国大众心目中逐渐由政治斗争工具这个角色转型，随着经济发展，大众自然会有更高层的文化消费需求，选择历史不是偶然的，因为除了对于历史真相的本能好奇，公众对当下现实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困惑，也能借助历史有一种“自然的映射”。
“看看中国大众文化消费的热点，有一个明确的轨迹。”刚刚出版了自己近代史研究著作《历史的棱角——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的王政对记者说，“80年代是文学热，但是不长久，因为没有相对统一的评判标准。90年代又短暂流行过一阵国学热，但是国学门槛比较高，也没有持久。结果从90年代末开始，历史开始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热点，因为研究门槛不高，然后评判标准也比较好操作。”确实，这种文化消费的转变也使得一度默默无闻、处于社会与大众文化边缘的民间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姜鸣回忆说，1991年，《龙旗飘扬的舰队》于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一次付梓时，只不过印了2750册。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大众文化消费产生了某种契合，然而一个事实确是:1994年，政府与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纪念的重视，以及冯小宁的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的热播，都在市井坊间兴起了一股甲午战争和清末洋务运动热。结果2002年，《龙旗飘扬的舰队》修订版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印数达到了1.6万册。姜鸣说，按照通俗读物的标准，这个数字很一般，然而对于一部严格按照学术研究标准来撰写的历史著作，已经很不俗了。 如果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历史热”是大众文化消费泛化至历史研究领域的产物，反过来，它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建构自己话语权的过程。那么，这个源源不断为大众提供文化产品的群体有什么特点？“有基本学术训练和独特个人经历，对自己研究的历史节点有本身兴趣，研究目的与现实诉求相结合。”是王政给出的答案。的确，在我们问到“为何选择历史研究”时，许多民间历史研究者都表示个人经历，对于自己的历史兴趣和历史观有相当大的塑造作用。姜鸣回忆自己从复旦毕业后，就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也算亲身参与了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年代和150年前一样，是个经历大变革的时代，所以在记录丁汝昌、康有为这些曾经影响中国命运的“最优秀的人”时，也有一种文学写作的“移情作用”和自我激励。 同样，早在1993年，吴思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历史研究著作《陈永贵——改造中国的实验》，试图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现代农业史，把个人命运和中国农业政策的成败相联系。吴思说，写作动机几乎完全源于70年代自己在北京昌平黑山寨的插队生活:“学大寨算是我人生当中最失败的一次经历，我现在还用痛心疾首、耿耿于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吴思说，“从那以后，我就在不断扪心自问，为什么大寨，和它代表的一种全国性的农业运动会有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吴思另外两本为大众熟知的著作，同样是他“另一次人生大失败”造就的产物。1983年，在接到读者来信举报后，任职于《中国农民报》的吴思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和同事王秦、赵小阳写了一篇长报道《化肥追踪记》。“当时就想做英雄，想彻底查清，河南农民为什么买不到政府供应的平价肥，只能去买那些被各层机关中用条子批出去、转手倒卖给自己的高价‘条子肥’。”吴思回忆，当初他跑遍了这个新闻链的每一个环节:从最上层的中国农业资料生产集团，到开封农贸局和下属的尉氏县几个公社和大队及基层农户，结果让人吃惊:那些“条子”像正式公文一样被机关保留着。“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化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吴思回忆。虽然在报道曝光后，中纪委联合商业部的调查组到河南，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但是“总体局面仍然没有改变”。这使当时一心激浊扬清的吴思痛苦地意识到了一个道理:“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与遭遇现实困境引发的探究热情一样，“非功利性的兴趣”无疑是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长期坚持在自己领域里下苦功的最大原因。王政回忆说，《历史的棱角》一书虽然写作仅花了3个月，但是其中史料掌故的积累，则是一个从80年代在北大哲学系本科读书时就开始，到1997年再次脱产，从产经媒体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这样的学术环境再次加速的漫长过程。姜鸣形容自己由中国近代海军史，继而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是个有些“偶然”的选择:“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时参加了同学举办的写作沙龙，海军真是当时偶然决定的课题，因为进入的晚，课题剩的不多了，只有中国近代海军和空军两个。”在谈起当时学术研究的“原始积累”时，姜鸣到现在仍然感谢自己的老师沈渭滨，“沈先生完全是按照带研究生的标准来要求，先收集资料做大事记，然后提出问题，再做论文”。1984年，姜鸣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论文《北洋购舰考》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他由此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持续的兴趣，“当时命令自己每天坚持写1000字，为了做研究，几乎通读了《清史稿》、《清实录》（同治朝和光绪朝）。《李文忠公全集》还是原本线装书，复旦大学图书馆破例让我借走，拿回宿舍读”。在工作后，姜鸣的研究热情不降反升，利用所有可能的出差闲暇，泡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船史研究会的老专家赵幼雄一起合作，完全精确地绘制了北洋舰队各军舰的型制图，一起搜集老照片，力图“再现历史的视觉形态”。除此之外，他还自掏腰包花几万块钱购买了《光绪朝朱批奏折》。姜鸣坚持说，阅读这样的原始史料，除了能接触第一手的信息，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震撼:“看着慈禧在奏折上亲笔写下的朱批，完全是一种与历史人物直接心灵对话的感觉。” 进出历史的侧面 在这样的持续热情推动下，民间历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辟蹊径的视角，偏重“戏说”的一派强调历史的“讲述”，而非论述，并热衷利用网络这个零门槛的新兴媒体作为著述传播和集聚人气的手段。从“赫连勃勃大王”的《华丽血时代》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几乎都和新兴的网络玄幻武侠小说一样，以光怪陆离的情节和浓墨重彩式的夸张文笔走了一条闻达于互联网，最终结集出版的路子。而相对拥有专业学术背景，偏重“正本清源”的一派，除了利用互联网和各种学术资源开放的便利，更把目光放到了关注点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历史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除了我们一贯强调的生产力、经济因素，应该还有破坏力。”吴思说，引发《血酬定律》撰写的，是现实社会中对正常运转规则的霸道、破坏性现象，从而引发了自己对权力形成过程的兴趣。为了撰写这本书，他阅读了从四川《犍为县志》等地方志到《明史》、《清史稿》、《民国文史资料汇编》、《文献通考》，到中华书局出版的“元、明、清笔记史料”等“野史”。整本著作的中心，就是试图探讨“不像道德、法律一样以公平为指向的潜规则，这种迫使社会成员屈服的力量，是如何通过暴力集团来执行的”。在吴思的论述中，拥有“合法伤害权”的暴力集团，往往是真正中国传统社会运作的操纵者，探究如何控制这种暴力的执行者，暴力执行者的收入“买命钱”（血酬）是如何估量的，无疑能对中国社会的形成、发展和许多现实问题有更完整的理解。不过，仅靠《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解释，吴思仍然对自己构架的理论结构不满意，他把自己的历史观比喻为盖房子，《血酬定律》和《潜规则》有概念，但是太零碎，需要放在一个能解释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框架中才显出真正的意义。吴思透露说，他的下一本著作，就要把研究视线放到中国的“官家主义”上:“（官家）在宋代以后，既是皇帝的尊称，也是对衙门和官员本人的指代，暗含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构成的三个层面，皇帝的个人意志，官僚政府部门的利益，以及官僚队伍个人的私欲。三者合力，维系了秦汉之后，整个传统中国集权体制的运转。这个官家集团，无疑是由权力更替时代的暴力集团利用血酬定律转化而来，而官家集团内部的利益（潜规则）导致的冲突和与人民的矛盾最终导致中国传统王朝的周期性瓦解。”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讲故事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非常专业化和细化的阶段，所以很难再出现研究范围大而全的学者。”王政说。和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一样，他表示自己的历史观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发掘历史细节的微言大义。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民报〉政论家之太平天国观研究》，就是从刘成禺、章太炎等人在《民报》上发表的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文章，来讲述20世纪初，清末革命党人如何为未来民国在中国传统朝代更替的“政统”传承中占据地位，进而彰显“革命有理”的努力。他回忆说，这个观点实际来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前辈、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刘桂生。当然，发掘细节，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细节，来把握中国历史上关键节点，从而对重大事件人物进行解读，最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为了说明这一点，王政特意举了《历史的棱角》中对康有为“一锥书”典故的考证。这个逸闻最先来自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梁声言康有为少时勤学，每天必取一摞书置于桌上，取一铁锥猛扎，锥穿几册，当日必读几册。王政说，只要读过《康海南自编年谱》的人就知道，当时康有为在南海故宅延香老屋内苦读宋儒著述，每日确实‘读书以寸计’，但绝对不会对书施以铁锥，况且一锥扎下，也穿透不了几页，恐怕是因粤语锥、堆两字同音之讹。然而这种粗浅不经推敲的流言为何存在，理由就是:“康广仁推出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康门弟子为让其成为变法维新领袖，大兴造神运动之际。这样一联系，就非常好理解了。”无独有偶，姜鸣在讲述时也一再强调，自己研究著述目的并非是简单梳理历史。无论北洋海军，还是戊戌变法，都不过是一个载体，试图对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挫折做反思。“写《龙旗飘扬的舰队》，就有两个目的：一是整理中国近代军事历史，二是探讨现代化。”在姜鸣看来，第二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也是他转而撰写《天公不语对枯棋》的动力之一。 在这样相对宏大的历史视角中，以往被简单二分法定性历史人物开始摆脱了符号化的趋向，开始被民间历史学研究者还原成了一个个真实的思想与行为个体。在《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写作过程中，姜鸣就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肯定是当时中国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有着中国深厚传统陋习，并不得不遵守这个大环境的人。比如1888年6月，北洋海军派舰参与镇压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事定之后，各地要求在请功奏折中附带保荐各自子弟亲朋的开后门信件纷至沓来，提督丁汝昌告诉台湾巡抚刘铭传说，自己婉拒了所有人，所以恨自己的人很多，然而他自己，也写条子给刘，要求补缺时优先考虑自己的儿子，并且在海军总部刘公岛上公开起盖铺屋出租，在家中养蓄优伶，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却是制度和时代环境的必然”。姜鸣表示，他的下一部作品，研究视野更加缩小，可能集中在李鸿章的女婿、光绪朝“清流”张佩纶身上:“这个传统人物在传统历史学家和大众眼里，是一个眼高手低，反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旗手。”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也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表面上两派势成水火，但在实际研究中，姜鸣却发现张是一个与洋务派，以及近代海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且做了许多实务的重要角色: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他倡导下，总署设置了海防股。通过参与实际事务，以致次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军部(又称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张）曾经在天津与李鸿章商议，向恭亲王上交条陈，请设沿海七省水师和全国统一的海军衙门。”姜鸣说，然而在几天后发生的“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奕逐出清廷的政治决策中心这一突发事件，以及随即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张佩纶前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然后因战败而仕途一蹶不振，失去了继续中国海防现代化的机会。 这种全新的研究和尝试，对于大众和从事者本人都意味着什么？吴思说，民间历史研究者就是大众文化兴趣和严肃学术界之间的桥梁，民间历史学术的兴起，可以让自身与正统学院、官方史学形成良性的争鸣和互动。姜鸣则认为，自己的研究虽然是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进行，但“载体是轻松，非学院式”的，希望能够以这些相对轻松的文字，激发大众的历史参与感。而王政则更直白地把它称呼为“一场大众学术狂欢”，是自晚清开始“学统在野不在朝”的自然延续，是激发大众和学术界思维活力的“鲶鱼效应”。至于作品对于大众的作用就是“首先能有阅读快感，然后有思考、联想的后劲，有回味，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