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不可能出现全面的劳动力紧缺，但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今天高位运行，必定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中国所紧缺的；廉价劳动力紧缺将也会推动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这将是一个长期现象
Jonathan Anderson／文
最近“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还有不少海外观察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劳动力不足将会给制造型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 海外观察家之所以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主要都是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篇名为《Be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文章的诱导。 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首先，关于中国劳动力紧张的文章很多都是夸大其辞，因为农村劳动力足以让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十年都挥霍不尽；其次，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提高不会对企业造成影响，因为劳动生产率也在同步提高；最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出现了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出现了升值，而不是中国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 经常看我文章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我总喜欢和那些流行的观点作对。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其实，我之前也曾零星地论及上述问题，但在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再系统地讨论一遍。 劳动力短缺什么
“什么是劳动力过剩”，我想最直观的就是，数量供过于求。经过粗略的计算，我发现中国农村达到务工年龄的青壮年共计有4.5亿，要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绝对不需要这么多人，何况这些人口还能继续增长。 即使现在的人口不再增长，只要现有农村劳动力能够逐步转移到城市中去，就足以保持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这么看来，中国的劳动力也绝对不会出现紧缺，只能是过剩，讨论“劳动力紧缺”显得很傻。 当然，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还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今天高位运行，必定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中国所紧缺的。 根据瑞银研究搜集的数据，当前到城市务工的中国农民工基本上都非常年轻，他们没有结婚，也不会有家庭负担，所以才会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地前往异乡从事非常艰苦的劳动。根据我的实地考察，他们的居住条件非常艰苦，每周工作六七天，甚至还要上夜班。 由于这些农村年轻人愿意忍受这样的苦楚，中国制造业部门才在较长时间内，从来没有劳动力紧缺的烦恼，而这些廉价劳动力也正是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在。 但好景已经不长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在未来能够为城市输出的青壮年劳动力必定会有所减少。中国农村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受到近期利好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农村经济比几年前出现了巨大的复苏，农村人口不必进城务工也能过得好。 因此，如果企业还想像以前一样招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困难很多。10年前，中国农民工年均工资增长只能维持个位数，但现在年均增长至少在13%-15%。 那么这些企业能不能打破常规，不再招募年轻工人，转而招募大龄工人，或者把企业搬到廉价劳动力密集的内地落后省份去呢？它们当然可以这么干，但付出的迁徙成本，以及适应新环境需要付出的努力，一点都不逊色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未来几年必定会以非常迅猛的速度上涨，“廉价劳动力”的短缺，才是中国企业的真正危机。 劳动生产率之惑 谈到劳动力价格的时候，不能不说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有效提高，那么确实可以对冲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许多分析师用单位产品价格和雇佣工人的数据来分析，发现单位产品价格正在降低，同时制造业企业雇佣的劳工数量也在减少。根据这两个数据，他们就得出中国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的结论。 分析师的方法论——用工业总产值除以制造业人数，没有问题，但他们所引用的数据却大有问题。我认真研究过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官方统计部门提供的制造业就业数据，只将具有正式编制的工人包括在内，而把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完全排除在外。而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辉煌成就，农民工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此，我认为我的同行们做出的计算根本不准确。之前我已经提到过，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当然包括农民工在内，他们的工资上升很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相应提高，那么企业就可以继续维持低价战略，从而保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而且竞争力也因此下滑，那么就证明其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相应提高，提价只是为了应付工资上升的无奈之举。反之，如果产品能够继续维持低价，竞争力依旧强劲，那么则证明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确实在提高。 那么，中国企业的产品究竟提价了没有？ 真实价格提了吗 为了考察中国企业的产品价格具体变动情况，我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重要的转口码头）、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提取了中国产品的价格数据。毫无疑问的是，每一组数据都证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那些技术含量极低，产品竞争力只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行业，它们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涨，而且还在继续上涨之中。 从图1中可以看得更清晰，1997-2002年，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平均每年下降2%以上，它们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加强。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产品的平均价格上升了3%左右。 看到这里，那些认为中国产品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的人就会觉得理直气壮。因为在此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4%，产品价格却只上升了3%。我们的数据是以美元为单位，这不是说明，如果以人民币计价，那么产品价格不是在下降吗，竞争力不是在加强吗？ 然而，人民币升值和产品价格上升并不是1：1的对应关系，人民币升值只能影响产品价值的国内形成部分。 打个比方，读者就能理解得更清楚。假设一家中国企业生产的DVD播放机价格为100美元，其中70美元的原材料来自于海外，另外30美元的附加值则在中国产生。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对这家企业产品的影响，就应该只表现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上。假设人民币升值4%，那么这台DVD的价格就应该上升1.2元，也就是提价1.2%。 根据瑞银研究获得的资料，统筹考虑电子、服装等中国出口的低端产品，它们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大概占总价格的50%左右。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应该为4%乘以50%，也就是2%。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产品价格上升是3%，汇率影响只有2%，其他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我想，劳动力价格上升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影响产品定价的要素有许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汇率因素，还有原材料价格变动和国内要素价格变动。而国内要素的价格变动，在中国出口企业主要是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2000年至今，三个基本要素对于出口产品价格影响的比重。我经过研究，发现国内要素价格的变动，恰好和劳动力成本变动相吻合。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提高价格，至少部分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能够完全抵消劳动力价格上升。 究竟涨了多少 以上说明了什么呢？从制造业角度来看，中国输出廉价商品平抑全球通货膨胀的作用正在削弱。其原因无非两点：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如果农民工的成本继续上升，对中国制造业应该会产生根本的、结构性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看，究竟农民工的成本上升了多少？ 从1994年到1995年，当时中国出口行业还不太成熟，那些在低端出口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他们的月平均工资为400元到500元不等，按照当时的汇率，大概为50美元。到2002年，中国的人均GDP比起1995年已经翻了一番，但农民工的工资只上升到了659元，年均增长3%。这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要素的价格增长。 为什么工资总是提不上去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拥有过剩的低端劳动力储备。2002年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共计有4.5亿，农村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劳动力。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约有2.5亿，或者更多。这么多劳动力到制造企业工作，企业根本容纳不了。根据估算，中国制造业企业鼎盛的时候，也只不过能雇佣4500万劳动力，因此根本不需要给工人加工资。 但中国的劳动力环境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根据2004年的官方数据，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是780元，但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1000元。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在这3年里获得的工资涨幅超过了之前的10年。 最近3年来，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大约为12%，即使如此，中国产业部门还是出现了“民工荒”，这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12%只是个平均数值，并不意味着每个产业部门的工人工资都在以这个比例上升。 我在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部分原本效力于低端制造业企业的熟练工，工资已经很难上升了；他们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电子行业后，工资涨幅也未必能够达到平均水平。 但让我真正感到有意思的是，那些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涨幅远远超过平均水平。根据官方数据，毫无经验的非熟练工工资，仅仅在2005年就上升了37%。这真的让我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制造业需求的增加 因为，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数据表明，农民工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 这点显然没错，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他们研究中没有提到的是制造业对于农民工巨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的需求。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航运数量的增长比例。从200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出和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了35%。既然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低端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并不快，可见企业需要何等规模的劳动力供给，才能完成如此规模的生产。但农村劳动力供给速度是不可能达到35%，也就是说，企业的需求过于旺盛了。 农民工供给的减少 有意思的是，正当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格外旺盛的时候，农民工倒不太愿意到这些企业去工作了，原因在于农村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根据我的调研访谈，我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先来看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当经济学家指出农村有高达2.5亿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是都无事可做。制造业大约雇佣了他们中的5000万，但更多人选择了在离村庄不远的镇子去工作。在2004年，这部分劳动力的数量居然高达9000万到1亿之间。 还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生活在农村，但并不完全靠种庄稼过日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几乎每个农民都获得了一小块的土地（根据我的调查，现在每户农村居民还有半亩土地）。尽管土地非常有限，但也能够让农民吃饱肚子，更何况他们只要从事一些副业就能够获得一些可以支配的现金。 因此，不少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也就是说，这些劳动力，离开了制造业企业，也能活得很好。 综上来看，中国农民工形成了三大经济类别：（1）绝大多数远离家乡工作的农民工都是还未成家的年轻人，年龄都不超过30岁；（2）他们选择务工地点的时候，并不只是追逐高工资，他们更青睐离家近的地方，偏好有熟人介绍，能带来切切实实的工作机会；（3）因为家中还有土地，他们总会选择在城市里存足了钱，再返回农村成家生子。大约有60%到70%的80年代农民工，最后又返回了农村。 在看完经济背景之后，再来看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农村推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难以忽视的影响。 从中国年轻人口和农村年轻人口的动态变化来看，2000年可以算作是分水岭，从那年开始，中国年轻人口的总数量就开始减少。如果再专门关注农村，就会发现减少的速度更加惊人，现在农村适合当农民工的年轻人数量已经低于1.2亿。如图3所示。 做个简单的计算，如果农村青年劳动力总数少于1.2亿，而其中已经有1亿脱离了农业劳动（4500万效力于出口企业）。那么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已经接近了临界点，它再也无法继续大量输出劳动力了。因此，我根本就不奇怪，沿海城市的企业主大声抱怨，工资越来越高，却还招不到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再回到图3，20年之后中国的适龄农民工数量会下降到6000万左右，那个时候劳动力的压力只会更大。 食品价格的效应 近期中国食品价格上升非常迅速，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它起到了逆转农民工进城务工情绪的作用。 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所以尽管农业产量有所提高，但农民的农业收入根本没有变化。不少农民工正是因为在农村无法赚到钱，所以才选择到城市谋生。也正是因为农产品价格萎靡不振，制造业企业才能够根本不用加工资，就招募到大量合适的工人。 自从2004年，中国的食品价格就出现了涨价的苗头。在过去4年里，中国农产品价格平均每年上涨30%，所以农民的农业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城市的农民工必须支付现金来购买食品，食品价格上涨对他们形成了生活压力；如果留在农村，地里产的庄稼不用花钱，还能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利。 在此消彼涨之中，他们的心态肯定会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还是留在农村吧。 工资上涨才刚刚开始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农民工作为中国制造业所必不可少的成本，它的价格正处在上升之中。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它将会是一个结构性趋势。 中国农民工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它的价格变化将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工业发展，甚至整个宏观经济运行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刊记者 齐忠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