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眼前嘉陵江水依依流动，目睹了多少兴亡成败，在卢作孚的故居、他工作过的地方和他梦想建设的“现代化中国”，我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苍茫感
文/傅国涌
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早已失去往日的繁华，在江潮起伏之间，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在依赖水路交通的时代，这个码头对于重庆、对于四川甚至对于中国的意义。卢作孚创立的民生公司大楼就在朝天门码头不远处，可惜，那幢见证过历史沧桑的大厦已消失了。老民生大楼的旧址现在是一家医院的宿舍楼。新民生公司重建的民生大厦，与旧址近在咫尺，爬一个坡、转一个身就到了。在新华路上仰望新民生大厦，我心想，这或许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安慰。 报国起点 去重庆寻访卢作孚遗迹，产生这个念头已经很久，今年4月终于成行。因为赵晓铃大姐（研究卢作孚的专家，写过《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黄金水道》）的帮助，我搭上了民生公司的顺风车，那天，正好对卢作孚研究有兴趣的宜昌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复胜先生来重庆，我和他们结伴同行。第一站，我们先去合川看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第一个办公的地方和他的故居，有高速公路，不再像当年总是走水路——民生公司拥有第一条船，开辟的第一条短途航线就是合川到重庆，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当地的土特产以桃片最著名，卢小时候家贫，兄弟几个卖桃片做学费，成了切桃片的能手。 到了合川城里，不是很繁华的样子。沿着有点潮湿的石阶往上走，石阶缝长出了青苔、青草，感觉有点旧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小城风貌。药王庙的大门看上去有点气派，门洞上面的尖顶带有点西洋风格，不像寻常的庙宇，只是有点摇摇欲坠，是个危房了，上面钉了块红字的牌子：“此处危险，请勿逗留”。赵大姐告诉我，她上次来的时候，大门两边的“民生”二字还很清晰，现在因为年久风化剥落，班驳得不大看得出来了。她记得这两个字是蒲伯英写的——蒲伯英就是蒲殿俊，清末四川咨议局局长，在保路运动中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做过四川都督，书法很有名，据说他晚年回故乡，是以卖字为生。卢少年时代在成都求学，参加过保路运动。清末在四川大有影响的几个历史人物周善培、蒲殿俊等对他都有影响。梁漱溟回忆第一次听说同龄人卢作孚，是在“五四”前后周善培的家里，周对卢的人品才干竖大拇指，那个时候，卢还没做出什么惊人的事业。卢对周也是非常钦佩，四川第一个轮船公司就是周在1908年办起来的。十几年后，多年怀抱教育报国梦的卢身无分文，却决心投身实业，选择了航运，办起民生轮船公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周的影响。 我们走到药王庙门口的时候，大门紧闭着。陪我们去的民生公司研究室项锦熙主任已来过多次，他敲门、喊人，听到喊门声，里面的狗叫了，然后有人来开门，原来里面还有住家。我们进去一看，房子破烂，勉强遮风避雨而已，问朴实的主人和卢作孚、老民生有什么渊源，回答是没有什么关系。药王庙残存的破房子边上，还有残墙断壁，里面还种了一丛芭蕉，这就是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创世纪的地方，他最初办的合川电厂就在这里，民生公司办公也在这里，据说1926年以前这里就是破破烂烂的，过了80多年，还能幸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在这里，卢作孚迈出了实业报国的第一步。 永未消失的敬意 卢作孚出生在1893年，和毛泽东、梁漱溟等同龄，是20世纪前半叶实业报国的代表人物，是一位苦干、实干的人，又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有思想、有办法，肯动脑子，能下死功夫。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他完全是自学出身的一介平民，他要办实业因此也就难度更大。何况他创业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什么最有利的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又遇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同样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卢作孚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没有学历的学者，不追求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 我走到药王庙附近一个高处，青草长得很茂盛，黄色的野花开得很闹，有点荒野的感觉。庙内与破房子构成鲜明色彩反差的是春天的树叶，还有一丛叫不出名字的花，我产生了一种历史的苍茫感，历史是由独特的个体生命创造的，个人是历史中最有魅力的因素。因为卢作孚，一个寻常的破庙也能散发出如此诱人的光芒，一片荒废的草地也能让人如此留恋。 离开药王庙，转了几条街，穿过一条泥泞的小弄堂，到了一处破败的老屋前，有三五个老人在择菜、聊天。卢当年就出生在这里，他的房子到现在都还有人住着，格局没什么变化。有个老大娘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见过卢作孚，为此她很感到几分自豪。也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即使事业成功之后也没有给自己的故居好好修一下。 嘉陵江边以卢作孚命名的广场上，有个卢作孚的雕塑，底座是个大大的地球仪。卢作孚曾经造福合川，故乡人是不能忘记他的。他在创业之初先在这里办了电厂，后来又通了自来水，这在当时都是领先的。最初支持他办民生公司的人也都是合川的同学、乡人。眼前嘉陵江水依依流动，目睹了多少兴亡成败，卢作孚的出现也许是这一方水土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 我们从合川直到北碚，这是抗战期间名闻中外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许多重要大学都迁到这里。更重要的是，卢从1927年开始在这里进行的建设，北碚建设和民生公司是他一生留下的两大遗产。北碚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乡村建设模范基地，刷清盗匪，建学校、办工厂、修公园、开煤矿、造铁路。在他的规划下，图书馆、医院、防疫所甚至科学院、博物馆都出现了，从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全方位地进行建设，没多少年时间，一个落后的乡村就成了初步现代化的小城镇。他的毅力、魄力和才干受到普遍的敬重。 我们来到当年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家以民间力量建起来的科学院，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感佩的。主体建筑“惠宇”是军阀杨森捐的款，经费基本上来自各方捐款。卢作孚本人有了点钱，也都捐给北碚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当时，他还请了许多专业的科学人员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鼎盛时期有四个研究所，包括生物、地质、农林、理化等，大量的动物标本、植物标本现在仍保存下来了。动物标本已陈列出来，民生公司研究室的龙海副主任带我看了一遍，有些标本制作得极为精致。展馆门口那张中国地形浮雕图几乎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眼光，那是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一个学生制作的，据说是中国最早的一幅地形浮雕。 在西部科学院，我们看到一处整齐的平房，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比起合川的药王庙和峡防局，这是他最像样的办公处。不过一路走来，我处处能体会到，对于卢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任何物质条件的束缚都不足道。如果说他不懂生活，不懂享受，也是对他的误解，他对休息、休闲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他在北碚建起的温泉公园就是最好的证据。紧挨着北碚公园有新辟的“作孚园”，现在卢作孚的墓也在山顶上。山脚下的小红楼就是北碚图书馆。山上有著名的“清凉亭”，是当地人民为感谢他的贡献，在他母亲60岁生日时修的，原名“慈寿阁”，他不愿接受，后来请林森写了“清凉亭”三个字。不过，这几个字找不到了。 历史的背影 告别重庆，我先到了涪陵，然后再到万州，从万州坐船到宜昌，据说这是惟一的一条捷径，6个小时就可穿越三峡。只是今天的三峡平静如湖，再也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再也体会不到民生船只进出三峡时的艰难，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在长江水面上，我遇到了很多上水的货船和观光游船，只遇到一只新民生的货船，好像是“民蜀”号，上面装满了集装箱，我还是禁不住有点惊喜，虽然新民生已不能与老民生相提并论，但看到“民”字号的船只依然出没在长江上，我内心还是有几分欣慰。 第二天早上，在宜昌方志办主任朱复胜先生和黄波兄的陪同下，我先看了民生宜昌分公司幸存的一排仓库，砖头建筑的坡顶平房，看上去比较结实，现在还有单位在使用。民生分公司的老房子已没有了，我们去了卢经常去的报关行，那个台阶曾留下他的背影。房子是西式建筑，保存完好，现在还是招商局的办公地。 到了长江边的码头，那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克尔刻大撤退”的地方。当年面对大撤退的难民，宜昌曾不堪重负，长江沿岸更是堆满了等待西运的物资，其中有大量工厂的机器设备，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不夸张地说，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的生命几乎都在这里了。卢作孚称之为“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1938年秋天，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难题，但他奇迹般地做到了。他精密计算，分段航行，日夜不停，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宜昌因此见证了有史以来的大场面，码头上彻夜映照着灯光，工人的号子声、汽笛声、起重机的声音、江水拍岸的声音……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融汇成了一曲最最动人的交响曲，此情此景曾经让卢作孚自己也感动不已。 70年后，我来到宜昌，在长江边上，在叫做九码头的地方，试图寻找当年的痕迹。大江截流之后，这一段江面已失去往日的气势，显得宁静而安详，停泊在江中的轮船，和来往船只似乎都很从容乃至悠闲，岸边的行道树上，连绿叶在春风中飘动的姿态都很舒缓，再也体会不到大撤退时的那种紧张、焦虑和激情。不无遗憾的是，这里竟然连一块大撤退的石碑都没有。朱先生告诉我，宜昌市政府已计划在这里建一个雕塑群，纪念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本文作者为独立撰稿人。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