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滑稽戏来自本土，生动展现上海方言中生命力强的、优秀的词语，成了一部上海闲话的万宝全书。
撰稿／钱乃荣
上海滑稽戏，是上海开埠以后在都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扎根市民的一种通俗喜剧，是海派文化的一朵奇葩。 滑稽戏在西风吹拂下，几乎与２０世纪初年“新剧”文明戏同时开演，当时称为“趣剧”。滑稽戏紧追近代城市发展和科技文明，上海一有剧场，它立刻活跃在剧场；一有电影，便上电影；一有游乐场，就成为其中的顶梁游艺；一有空中无线电，就在电台中广泛传播以至形成连播剧；如今电视文化成为最时尚的群众娱乐，它又以“海派情景喜剧”连播的崭新面貌呈现。
九腔十八调 滑稽戏与民同乐，轻松活泼，它的内容往往随手拈来。早在２０年代上海诞生的第一个“游戏场”（南京路的楼外楼）开办时，就有一种含有时事而带滑稽的“文明宣卷”，用苏滩演唱。如当时颇有名气的郑少赓自叹苦境式地唱道：“一位郑少赓真可怜，两脚跑得生老茧，三餐常拿大饼替，四季衣衫勿连牵，五龙日升楼拿白茶吃，六亲无靠苦黄连，七日一个礼拜日脚真难过，八字生来颠倒颠，九九归原呒办法，只好十字街头去讨铜钿。”喜怒哀乐，皆成文章。 从苏州杭州的小热昏、苏滩、文明宣卷开始，滑稽戏就博采荟萃流行在江南江北民谣山歌和现代戏曲各种流派特色腔调，形成“九腔十八调”，著名演员田丽丽甚至以外国苏珊娜小调旋律为基础变奏出《妈妈勿要哭》的新调。滑稽戏与本土原始的民俗民谣联系最密切，各种江南民间曲调如夜夜游、吴江调、五更相思、马灯调、节节高调、四季春、轮灯调、小鼓调、杨柳青调、银绞丝、对花调、苏武牧羊、醒世曲、梨膏糖调、金陵塔调、道情调等，集其大成，并可宽容变奏，附夹说白，说变就转，运用自如，叙事铺言，情景交融，神情具备，风趣横生，现今甚至可以随时拿来时尚流行曲调做说唱音乐。 这使滑稽戏中的说唱成为唱腔最为活泼自由的曲艺，如龚伯康的说唱《最欢喜》用一连串的排比，将平民百姓中各种性格习气人“最欢喜”的事情快乐地唱出，如“老阿婆想抱孙子，最欢喜末自己新妇早点养个小把戏”；“吃蹄膀个朋友，最欢喜末就是上头一张皮。”事不在大而在以实在传神，以通俗贴近生活。杨华生的说唱《小菜场》，使丰富多彩的“小菜”均喜剧性的拟人化，互相争比高下，带有神话色彩。比如说“蔬菜是，浩浩荡荡进菜场。”“‘芋艿头’是大队长”，“豆腐皮个旗帜迎风飘”，“（快板）小白菜挂了帅，一身打扮真雄壮，头浪戴仔韭菜花，手拿扁笋当长枪。（白）小白菜个爹爹叫大白菜，姆妈叫黄芽菜，娘舅是大头菜。菠菜油菜芥菜苋菜甜菜，侪是伊个阿姐，伊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子生得又瘦又小，叫鸡毛菜，小妹子又矮又胖，叫塔棵菜。小白菜个老奶奶，今年八十六岁，一向住拉绍兴，大家叫伊绍兴霉干菜，还有雪里蕻咾（转唱）咸白菜，打听消息报情况……”。说唱中夹用京戏的韵白，真像是兵壮将威的大战场。 万宝全书 上海滑稽戏来自本土，生动展现上海方言中生命力强的、优秀的词语，成了一部上海闲话的万宝全书。上海在农业、工业、商业社会中积累了种种精细的词语，产生了大量生动的充满睿智的惯用俗语，如出风头、牵头皮、收骨头、戳壁脚、淘浆糊、七荤八素、死蟹一只、吃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耳朵打八折、像煞有介事、闲话多饭泡粥，等等，滑稽演员信口拈来，使受众感受到了母语特有的亲切和魅力，它对于在青年中传承上海话的精华语汇也具有积极意义。举例说上海话中的“头”字使用很有特色。在袁一灵的《浦东说书》中就一连用了许多带“头”的惯用语，缀合十分巧妙：“大老倌，扳错头，装榫头，看人头，轧苗头，侬勿看人头，勿轧苗头，硬装榫头，瞎扳错头，当我好户头？我老早晓得侬眼睛骨溜溜，勿转好念头！” 又如在２００６年大型滑稽剧《太太万岁》中，一个说“香口来！”另一个接着说：“香得臭要死！”场下大笑，其时后者是追加极致赞美还是“反语”嘲讽或是“双关”，只有上海人在此时此处才能真正心领神会。 滑稽戏还自由引入来自江南民间的熟语、口技、绕口令、贯口、卖口、歇后语、掌故、杂腔俚谣、叫卖调子、民间故事、生活中的噱头笑料，加工说唱自如，因此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海派文艺，对挖掘和传承民间文艺也有贡献。如袁一灵的《金陵塔》连缀口技、绕口令和轻松的起兴小调，蔚为一体，展现了演出者高超的说与唱的艺术水平。又如把上海地区的“庙里一只猫”、“白袜和拔麦”、“麻雀擦过龙华塔”“拎甏掼甏甏掼甏”等绕口令、急口令都可说得听众笑声阵阵。 七嘴八搭 上海都市的五方杂处也造就了滑稽内容及其语言的多样性。早期滑稽名家王无能是苏州人，他嗓子响亮，在他的拿手杰作《各地堂倌叫喊》中把各种点心店中的方言特色喊得悦耳动听。如苏州堂倌（饭店服务员）开口“呀来哉”，人家听成“爷来哉”；“一碗小两本包，汤包念额角”，就是“小馄饨一碗，两碗鱼面，廿只齾脱五只，是十五只”。换个丹阳人喊“绿豆粥还是赤豆粥？”上海人听成“六点钟咾七点钟？”回答：就“六点半”吧，就是“绿豆赤豆粥拌在一起”。把“皮蛋、咸蛋”听成“皮带、鞋带”，“吃羌饼”说成“吃枪毙”。把广东人说的“两盅白饭，一碟叉烧”听成“红中白板，一对七索”，“清炒牛肉丝”听成“今朝要侬死”。这都是把一个移民客居城市中各种方言的误会夸张地表演给你听。 上海的外来者中，有大量宁波人。利用宁波方言的特点，在内外两个结构层次的语义对立中构成笑料：“有个大大个小畏（娃儿），坐辣高高个矮凳上，手里一把厚厚个薄刀，勒切一块硬硬个软糕。”又有一个戏里说宁波话的形容词都是叠词拟态的：“我听有人‘笃笃’辣敲门，我扶梯高头‘狂狂’奔下去，门‘啊啊’开开，我阿伯‘络络’走进，其见了我‘咪咪’笑笑，我‘哒哒’跳跳。” 方言误解更是滑稽戏中的“噱头”，如独角戏《广东上海话》（后改名《普通话与方言》）中说上海人到大马路四大公司中买东西，售货员操的是广东上海话，彼此说话不理解，闹出种种笑话。如称呼“先生”听成“猩猩”，把“买点物事”的“物事”听成“木梳”，又误听作“墨水”、“米苋”，“东西”又听成“冬笋”，一连几次误解，把“四楼刚下来”听成“死了扛落来”，“七楼”听成“出老”，把“买袜子”当成“买镬子”，“味之素”当作“女厕所”，“热水瓶”当作“药水瓶”，“七搞八搞”当作“七块肥皂”，抱怨“喔唷”却听作“淴浴”，“喔唷姆妈”当作“淴浴拖鞋”，“触霉头”当作“吃馒头”，“勿识相”当作“拍照相”，“调一只颜色”听作“调一只牙刷”，“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听作“买七十二斤大头菜”等等，一气呵成的误解引来一浪高一浪的笑声。 这种戏剧语言的包容性，表现了这个城市的开放性胸襟，表现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特有的个性。有人批评，让剧中有的人说起苏北话、山东话，是一种方言歧视，其实这是误会，调侃原本是喜剧的特征。滑稽名演员杨华生说：“上海本来就是五方杂处，尤其是江浙人数量最多，滑稽戏就是表现了这个社会中的各种人的真实面貌，各种方言的交叉，十分生动热闹，这样也使在沪的来自各地的百姓都喜欢滑稽戏，成为它的热心观众。” 不同方言中的同音禁忌也可拿来搞笑。如堂倌喊“来家生汤面两两碗”，就是说人家带来盛的东西来买的，要四碗，但是“四碗”不能喊出来，因为在有的人的方言里与“死完”同音。又如客栈服务员是无锡人，叫上海人“洗面”就“洗”吧，听者以为“年夜卅边死、死，触霉头”，那无锡人却对他说：“先生，大年夜你勿洗（死）末，年初一也板要洗个；无锡末是洗，上海去也是要洗，你还是无锡洗洗落末好咧哇！”江南人听了这段都要哈哈大笑。到了北方，也许主要是方言的隔膜，比如“白袜和拔麦”绕口令用的是上海话入声韵，还有风俗的差异，难免打点折扣。 滑稽戏还流行“混搭”，很早就有。如２０年代江笑笑的《前朝不搭后代》中唱“二月里杏花满树开，刀劈三关段祺瑞，曹锟要想把和尚做，黎元洪劝来劝去劝勿醒，只好去碰李陵碑。”又如《浦东说书》里：“方国珍关照小方卿到玄妙观去买沙角菱，齐巧碰着小青青。（唱）小青青，小方卿，两家头，谈爱情，到豆腐浆摊头浪吃葱油饼。（胃口倒好个）” 还有姚慕双、周柏春８０年代的独角戏《啥人嫁拨伊》，当父亲对原来做过扒手的毛脚女婿的才华渐渐有了好感后，执意要留他吃饭，女儿惊讶地问：“爸爸，侬刚刚勿是讲叫伊立刻滚蛋吗？”“啥人讲个？我是叫侬准备蛤蜊炖蛋！”“侬勿是讲叫伊马上出送？”“我是叫侬买太仓肉松！”每每讲到此处，台下阵阵大笑。 上海舞台上腔调之多之活泼，使上海话中的“腔调”和演出“姿态”一直连成一气，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这个词也被抽象出来延伸为带有点风趣意味的生活词语了。３０年代就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鬼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有时直说“侬个腔调真难看！”现今年轻人又把人的行为举止很潇洒、有个性，风度翩翩，有型有气质，称为“有腔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