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欧梵

“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胡晴舫如是说。也许。但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因为这个“新世纪的工厂”就是办公室。 近月来我曾在香港《亚洲周刊》写了七八篇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然而写到最后一篇时,却不知如何着手,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长年来不必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所以完全没有办公室的经验。只知道台湾男作家王文华曾写过两三本以办公室为背景的畅销小说,如《蛋白质女孩》,还有多年前看过的一本《空kenzo的女人》,其实是一个男人写的。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 如果勉强和《蛋白质女孩》相比的话,《办公室》里显然就没有那两个唠叨不休的男主角,而更多的是上班族女性:从25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女强人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其中当然不乏男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年和老年经理,我不禁又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好莱坞电影《穿灰法兰绒西装的男人》,描写的也是一个上班族的故事,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盛的历史背景。而现在,是典型“晚期资本主义”的表征,不但是金融投资和跨国大公司的上班族文化,或从早期的大型生产变成现今的消费和“服务”行业,而且更指的是这种消费文化使得办公室所有的人——从总经理到清洁工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营利和赚钱。所以我才会问一个极天真的问题:赚了钱之后又如何?除了享受消费之外,人生又有何意义? 本书中的不少文章为我提供了部分解答,它不是微言大义,而是从一个真正的“办公室”内的女上班族的内心角度说出来的。如果把它当作小说看——其实它介于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叙述者是一位读了不少书、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她可以在办公室体会到哲理,引经据典,把深层意义放进平庸的办公室生活之中,所以她刻画出来的人物读来颇为独特,譬如《勇气》一文描写的K先生(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她像张爱玲一样,把敏感的观察触角转向一些极平凡的小人物,譬如她在大众捷运上看到的那个年轻人,“夹在一堆垂头丧气、睡眠不足的通勤族中间,他神气十足地翻看《经济日报》,仿佛坐在豪华礼车里……他那沾沾自喜的一本正经,就像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契诃夫的《樱桃园》是悲剧,忽略了人生作为一出必然喜剧的无奈反讽。” 我读了这篇文章,却有另外一个感想:这个年轻人,再过十年是否会变成主管?甚至变成另一篇文章中那位自吹自擂的“我”?这个结局,应该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樱桃园》还是《楼顶屋》?《街头》一文说:“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巴巴等着导演上场”,那么这位导演是谁?是那个办公室里有两样盆栽和“一套高尔夫球具和一块迷你假草皮”的执行长?还是更高层的董事长? 这个典故出自皮蓝德娄的名剧《六个找寻作家的角色》,剧情既现代又荒谬。陈映真在70年代的短篇《华盛顿大楼》,是台湾文学中最早描写跨国公司的小说,但作者的反讽意旨十分明显。胡晴舫属于年轻的一代,她的观点和环境自然不同,所以她的反讽态度虽然有点无奈,但也不至于讥刺,因为这个新世纪已非《樱桃园》中俄国贵族没落的世界,而更荒谬,因为在这个后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已经没有“作者”,市场就像是一个团团转的舞台,背后似乎有无数个“导演”试图指导台上的演员,但却无人知道结局和效果如何。 (本文作者为知名文化学者) 《办公室》 胡晴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