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图》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是行为金融学领域的一个开拓者，因出版《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国际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对上述观点做了很好的总结：“人类的头脑强大得不可思议，它可以进行令人眩晕的计算，但有时也很愚蠢，会犯下低级大错。”17 变化很难，诚不足怪 如果你对科学研究的细节及其在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真正感兴趣，你应该参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类地方已进行的有趣研究。这些机构的研究包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术（MRI），评价大脑在处理即刻报酬与延迟报酬之间的选择时如何工作。18 对于我们这些不专门做这类研究的人来说，可以带回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研究发现：我们辨认和快速适应结构性巨变的能力会受到很多顶头风的阻击，而这些顶头风均行进在传统的“市场不完全”观念之外；这些顶头风与一些基本的关于我们大脑如何运行的因素有关。的确，在出现前面讨论的异常现象的情况下，投资者大脑的分析部分可能会非常拥挤，因此而相当容易地为情感部分所征服。 这些见解也涉及人们思想有限开放和缓慢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现象。的确，结构性变化落在很多人的舒适区域之外。毕竟，按照定义，这些变化很难识别，因为我们趋向于使用后视性思考框架。反过来，延迟识别变化又放大了变化造成的混乱。 2007年10月，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典礼上，谈到大学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大学在强调教学之外还强调研究，根据大学的定义，其固有的目标在于扩展知识。而知识的扩展必然对先前的知识、已有的权利和普遍的看法带来某种类型的变化。 在10月那个有风有雨的一天下午，数以千计的人站在哈佛校园（Harvard Yard）倾听福斯特校长发表就职演讲，她让我想到变化来之不易—甚至对一所大学来说亦是如此。下面是她的一段有关变化的演讲词：19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一种求变的文化，甚至是不守规矩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所在。教育、研究和教学总是关乎变化—当人们学习时，它们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追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它们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们改变了社会……知识的扩展就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因为变化总在让你有所得的同时让你有所失，让你有所发现的同时让你的方向有所迷失。正如马基雅维利曾在书中所言，变化没有支持者。然而，当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拥抱令人心绪不宁的变化，因为变化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当中若有人觉得拿更世俗的例子补足学术见解很有益处，可以思考1984年由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轰动一时的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中一个精彩场面。年轻的莫扎特在给皇帝约瑟夫二世演奏自己新谱写的一首乐曲。表演完这首令人叫绝的乐曲之后，莫扎特转身面对皇帝，看他有什么反应，出席这场皇家演奏会的其他人也静等皇帝发表意见。皇帝看起来被莫扎特这首才华横溢的乐曲的新颖和复杂弄得莫名其妙，很礼貌地回应说：“亲爱的年轻人，不要太使劲。你的作品富有创意，它是上乘之作，但就是音符太多。就这个缺点，音符太多了！” 这位皇帝没有能力（或许也没有意愿）将才华从噪音中或按照他的说法从“太多的音符”中区分开来。的确，倘若听任其便，他无意中会毁了后来证明是一首音乐史上有着重大进步的乐曲。幸运的是，其他在场的人辨认出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们让这首乐曲逐渐持久地扎下根来。 正因如此，今天投资者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在其他方面有效的市场面对结构性巨变会迟迟做出调整，也不是为什么投资者在反应功能方面可能有差异。关键的问题是出现这些情况之后会发生什么。
多重均衡 我们确立了投资者错失转折点并由此延迟做出反应的可能性之后，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会如何演化的问题。世界只是简单地在新的均衡状态下重新启动，尽管重新启动已经延迟，还是调整过程本身会受制于某些变化莫测的因素？而且，如果可能是后者，那么在此期间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