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像京剧是“国剧”一样，大漆经常被称为“国漆”。漆液刚从漆树流出时是乳白色的，氧化干燥后变成红棕色，稍厚几近黑色，所以有了“漆黑”一词。它的色彩基调中含有内省静穆的审美趣味，东南大学教授张燕说:“大漆的气质是中国人温柔敦厚气质的折射，谦冲而温厚，含蓄而神秘，接近诗的意境和诗教传统。”
◎钟和晏
沈锦丽和她的优必德公司刚刚签下了为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贵宾接待室制作三件漆艺作品的合同，包括一幅16平方米的壁画、7扇2.9米×2.2米的大门和一座近200平方米的隔断屏风，她正在办公室里和她的主设计师讨论门边的做法。1997年之前，今年41岁的沈锦丽还是厦门市湖里区五通村的支部书记，现在，她是厦门优必德漆线雕公司和北京漆宝斋艺术馆的董事长。 漆宝斋设在北京城南禄长街头条一座4层的红色小楼里，作为一个小型漆器博物馆，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脱胎漆器的器皿、磨漆字画的屏风、挂件和漆艺家具等，绝大部分是当代制品，也有像光绪年间的木胎漆器“将军罐”这样的古董，还有件白底金线、祥云九龙图案的古旧漆线雕圆盘被牢牢地锁在玻璃柜里，看来是家传的宝贝。 福建漆艺是出名的，它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宋代“刺桐港”（因为唐末五代泉州环城种植刺桐树）的繁盛年代和造船技术。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洋起点，泉州也是多次途经地，下西洋的几百艘船舰都是福建制造的，用大漆和桐油的造船技术可以让航海更安全。后来，八闽各地形成了以各种绝技见长的漆艺家庭和不同的漆器流派。 “闽南的漆艺是靠天吃饭，那个地方很穷，种不了农作物，三面是山，一面是水，人均只有1分地。”沈锦丽说，“我们家族就是典型的闽南漆匠，非常勤苦、默默无闻，我们用大漆做些东西，这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生存方式。” 就像京剧是“国剧”一样，大漆经常被称为“国漆”。漆液刚从漆树流出时是乳白色的，氧化干燥后变成红棕色，稍厚几近黑色，所以有了“漆黑”一词。它的色彩基调中含有内省静穆的审美趣味，东南大学教授张燕说:“大漆的气质是中国人温柔敦厚气质的折射，谦冲而温厚，含蓄而神秘，接近诗的意境和诗教传统。” 福建沈姓人家做漆器的很多，在漆艺史上，一个更加显赫的名字是乾隆年间的漆匠沈绍安（1767～1835年）。当年，沈绍安在福州城内双抛桥开办前店后坊的漆器店，受寺庙匾额的内贮加灰纨裱褙、外髹朱漆制法的启发，悟到失传已久的古代“夹纻胎”（用漆灰和麻布做原料的一种复合胎体）技法，造出了最早的“视之九鼎兀，举之一羽轻”的脱胎漆器。后来，沈绍安和他的后代还开创了泥金泥银彩绘技法和薄料漆拍敷工艺，让漆器在朱黑等暖色低调之外，出现了含金蕴银的高明色彩。 从1622年出生的沈飞龙开始，泉州南安的沈氏与闽侯的沈氏算是旁系宗亲。沈锦丽的高祖父沈园存、曾祖父沈翰留都曾经在福州沈氏兄弟的作坊里效力过。1898年巴黎博览会上，沈绍安第5代孙沈正镐的莲花盘、茶叶箱获了两枚金牌。每一次，沈正镐、沈正恂兄弟在所制漆器底部或其他地方打上铭记时，都会在前面加上先祖的姓名，如“沈绍安镐记”、“沈绍安恂记”等等。 解放前，福建漆作家庭的手艺传承靠的是严格的宗族制度，谨守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甚至传媳不传女的规定，祖上的技艺代代族传家承、口传心授、秘而不宣。今年68岁的蔡水况是厦门蔡氏漆线雕艺术的第12代传人，蔡家世代以漆线雕装饰佛像为业，在整个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华人供奉的寺庙大概也都有蔡氏漆线雕。蔡氏在同安府的作坊名叫“西竺轩”，到嘉庆年间已经传了8代。因为严守祖训，这项技艺在几百年间只有此家族保有。1947年，第11代传人蔡文沛把作坊迁到厦门开始广收门徒，家门秘技才公开于世。 漆线雕是古代佛像雕塑艺术的遗脉，受宋元时期的沥粉和泥线雕等工艺影响产生的。它是天然的植物漆加上红砖瓦粉反复舂打成泥，用手工搓成发丝般的漆线，再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以盘、结、绕、堆，雕、镂等多种手法塑造浮凸的图形，其中也吸取了一些雕琢绣饰的技法。清代之前，漆线雕是从属造銮工程的一种工艺，从故宫、天坛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在闽南，漆线雕的应用几百年来没有超出寺庙之外，我父亲蔡文沛是第一个尝试用它自由创作的人，引进了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1955年，以蔡氏家族成员为主的厦门市雕塑合作社成立，后来改为集体所有制的厦门工艺美术厂。1972年，全国工艺美术复兴，蔡水况把漆线图案设计在蛋壳、瓷瓶、瓷盘等上面，制成装饰工艺品，开始接到大量海外订单。1985年，他决定闭门10年，来重新研究这门家传技艺。去年元月，蔡水况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绝大多数传统工艺美术其实都在重复相似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成立合作社或者工厂，七八十年代兴盛一时，到90年代初开始，由于管理、市场等问题难以为继或者关闭工厂，从此陷入衰败困境与工艺失传的危险，这同样也是北京雕漆厂被讲述了许多遍的遭遇。 文乾刚工作室是在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体育场北边一长排平房里的第三教室，50多平方米的作坊里弥漫着一股发酸刺鼻的大漆味道，10多位师傅正忙着手上那些红色屏风、雕漆画上的活计，一件平放在台子上的近10平方米的雕漆挂画尤其引人注目。今年66岁的文乾刚1961年从北京工艺美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雕漆厂，1997年被授予“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在2003年雕漆厂被迫改制停产之前，他是厂里的总工艺师。 简单来说，雕漆是用天然漆料在素胎（有木胎、铜胎、皮胎等）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浮雕纹样的技法，根据髹漆的色彩分类，有了“剔红”、“剔黑”、“剔彩”及“剔犀”等不同名目。剔红是最主要的品种，大部分时候，雕漆是指剔红。
一棵漆树50年生命期只能产10公斤大漆，割下来的原漆又只有50%的利用率，纯正的红色来自大漆与天然矿物朱砂或者人造硫化汞银朱的调和，所以，剔红从一产生就是被皇家独占的御用品。也有人评价说，中国工艺品中有两个色彩经典，一个青花、一个剔红，这是无法被替代的红色。 明代黄成的《髹饰录》上说:“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巧拙。唐制多如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因为这几句话，剔红被认为始于唐代，虽然到今天传世最早的剔红是宋剔。明代官坊果园厂的剔红承袭了元代嘉兴西塘“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的风格。清代，因为乾隆皇帝的偏爱，宫廷监制了大量的雕漆作品。不过，到光绪年间为慈福太后60岁寿辰筹办剔红的时候已经“无匠造办”，雕漆技艺几乎失传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主任陈丽华说:“其实乾隆年间，皇家在宫里面制造漆器的已经不多了，主要是江南一带有些御用场子，像景德镇一样，宫里面给他下图样，场子里只负责做，是定做的概念。尤其是雕漆，当时宫里做不了，苏州做得最多。”现在故宫所藏漆器总共1.8万多件，其中永乐和乾隆年间的最多。 “耗工繁具”、“百髹为胎”，这几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雕漆的复杂工艺。一件雕漆品在刷上15毫米厚的漆之后才能进行雕刻，1毫米厚的漆要刷17遍，每一遍漆都只能在室内自然阴干。整个雕漆过程有制胎、烧蓝、作底、着漆、雕刻、磨光等十几道工序，“雕”是最难的一道，雕工运刀必须一刀到位，不能重刀，否则就是败笔。 光绪以后，据说全世界只有北京还在生产雕漆，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现的“继古斋”是第一个民间的商品雕漆制造作坊。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漆彩艺人萧兴达、李茂隆等从清宫的破损雕漆品修旧开始揽活，在剪子巷创办“继古斋雕漆商会”，北京的民间雕漆重新兴起。 “继古斋的发起人之一萧兴达不是艺人，他是清朝的一个外交文官。前几年，他的曾孙女还和我联系过。”文乾刚说，“作为行内人来推断，继古斋从修旧开始就能重新制造，这个台阶上得太大了。李茂隆原来是漆作高手，我觉得在他之前，北方的漆作里肯定有剔红传下来，不会完全在苏州制造，否则哪能一下子就到这个程度。” 1915年，继古斋艺人吴瀛轩制作的“剔红·群仙祝寿图五尺屏风”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后来，继古斋的门徒们又开办了“德成”、“明古斋”、“苏记”等雕漆作坊，1920到1934年间，集中在崇文门、前门及朝阳门一带的雕漆作坊有几十家，从业者达500多人。解放后，散在民间的继古斋雕漆传人40多人被集中起来组建了北京雕漆生产合作社。按照辈分，文乾刚和曾朝万、徐文生、满建民等一起被划为继古斋的第4代传人，他们都是40年代出生的人。 雕漆是过去宫廷血统的延续，在那个因陋就简的计划经济时代，北京雕漆厂的产品只是明清传统工艺的极度简化品，那时候，厂长的任务就是多创汇，简单点、卖得便宜点就能多卖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雕漆厂的工人超过600人，到今天，仍以雕漆工艺谋生的艺人大概不会超过20人，真正能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的大概不会超过三四人。 由明清时代的宫廷奢侈品，到解放后出口创汇的第三产业，高贵的剔红到今天容易引起的联想也许会是旅游纪念品商店里那些粗糙廉价的玩意儿。这些随处可见的“剔红”绝大部分是盗用雕漆厂的原件、用硅橡胶和树脂翻模浇铸的假货。如果对真正的雕漆一点不了解，可能很难鉴别。 文乾刚的工作室总共有18个人，雕漆品做得很少、很精，卖较高的价格。他觉得作坊的特点就是它的带头人是主要干活的人，这样才有生命力，到什么时候也该这样。他说，“我所坚守的那点价值就是手工艺技术，雕漆作品一旦缺少了人工作业的纹饰，它的精和魂也就不在了”。过去，工匠们一点点地学到手艺，再一点点用手传递下去，这也是人情的温暖和无法割舍的感情。 在福州，沈绍安“兰记”、“德记”漆器店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脱胎漆器厂和第二脱胎漆器厂早已停产，同时，100多家小型作坊在民间逐渐兴起。沈绍安第6代孙沈德铭的独子沈元改业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从此结束了家族工艺的传承历史。沈德铭的关门弟子王维蕴也已经去世了，据他的孙子王添恩说，王维蕴临终时曾留下来几句话:“我没有万贯家财，留给你们的这门手艺就是我们的传家宝，将来无论怎样都要记着，饿死也不要作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