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数２０年来国内电影界的自救行为，２００７年中国电影创纪录的３３亿票房，以及多部国产电影获得的口碑，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的时机已经成熟？
撰稿／王倩（记者）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年轻人来说，拥有一张“过路片”的内部电影票是值得炫耀的，去“胜利影院”看一场艺术电影也是时髦的体现。在如今熙熙攘攘的海宁路乍浦路口，曾经上海唯一的艺术影院早已消失在街头，而一部艺术电影能够满座连放３个月的盛况也早被淡忘。普罗大众的快餐文化里很难找到艺术片的空间，而中小制作的国产影片很久以来更难以在电影院里找到安身之所…… 所幸，酝酿半年多的“国产电影专映厅联盟”即将启动，全国主要城市的５０家影院特别划出了５０个专映厅来排映这个联盟组织发行的中小成本国产片，以缓解几年来一直被抱怨的“国产电影难进院线”的矛盾。这几年国内拍摄的电影有２／３无法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国内各大电影节的很多获奖影片也多只闻其名。据上海联和院线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７年全国拍摄完成４００多部电影，在院线上映的只有１０５部。 此次“联盟”的启动电影是１月１８日上映的小成本电影《一年到头》，紧跟着的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的新作《立春》（这部电影已为蒋雯丽捧回了２００７年罗马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大奖）。而刚刚入围２月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的《左右》的导演王小帅也表示，无论在柏林结果如何，希望这部电影回来后能有一个“安身之所”。 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１月９日在“联盟”正式启动仪式上感叹：“这种努力很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做，也一直失败着，很悲壮！”历经多次失败，如今的“国产电影专映厅联盟”没和艺术电影挂上钩，算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历数２０年来国内电影界的自救行为，２００７年中国电影创纪录的３３亿票房，以及多部国产电影获得的口碑，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的时机已经成熟？ 梦断海淀区 在“国产电影专映厅联盟”之前，国内大部分的类似尝试都打着艺术电影的旗号。在第四代导演郑洞天的记忆中，８０年代末第五代导演刚刚浮出水面时，他与谢飞就与海淀区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讨论过放映艺术电影的可能。８０年代末的一批艺术电影如今被牢牢镌刻在中国电影史册上，崛起的第五代导演至今仍是中国电影的主角，但当时他们也没有受到发行公司和电影院的欢迎，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等影片只有两三个拷贝，而李小珑的《鼓楼情话》和吴子牛的《晚钟》等影片更遭遇了零拷贝的命运。 郑洞天说，全中国最适合放映艺术电影的地方就是北京海淀区，“因为它有２０多所大学，而且还有后来发展中关村的那些高学历的人群”。这些人群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艺术电影和中小制作国产电影的观众主体。在他们的计划中，海淀区电影发行公司的一大优势就是它为区内各大学的电影院供片，而郑洞天和谢飞等负责为这条艺术院线排片。为了这个设想，谢飞甚至去日本电影资料馆和对方谈价，如果把黑泽明的四五十部电影借过来放映，需要多少费用呢，结果人家开了个非常惊人的低价，让谢飞等倍受鼓舞。 但是，各大学里负责放映电影的人不愿意：万一学生不爱看，没人买票怎么办？如果放的是外面的那些商业片和美国片就肯定赚钱了；而为海淀区电影发行公司供片的市公司也说，行啊，你就放这些片子，其他赚钱的片子就不排给你了。海淀区电影发行公司最终放弃了这个“拟议中的艺术院线”。 曾经辉煌 就在业内人士开始行动的同时，官方也启动了一些救市行为。为了替当时新生导演们拍摄的这些艺术电影寻找市场和观众，中影公司在全国９大城市选择了１１家电影院专门放映这些作品，上海被选中的是胜利影院和平安影院。平安影院因种种原因影响一般，但胜利影院的“艺术电影”招牌实实在在风光数年。“专门找一个地方放映文艺片（国产片）的尝试，是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上海胜利影院开始的。但放完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它也就面临着片源的问题。”郑洞天说。胜利影院最火爆的是８０年代末独家上映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４４３个座位的影厅连续满座放映了３个月，售票处必须拉起铁栅栏阻挡没买到票的观众。加上同期放映的《轮回》和《顽主》等片子，一度引发了有关“王朔电影是不是痞子电影”的争论。 １９９２年起担任胜利影院业务经理的顾敏没事就去电影公司的片库里“挖宝贝”，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如凯瑟琳·德诺芙主演的《最后一班地铁》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都是被他从片库里拣出来的，张艺谋、吴贻弓、夏刚和文德斯、路易·德菲耐斯等导演的个人影展时不时在这儿亮相，每年国际三大电影节前后都会进行组织观众进行预测和盘点。１９９２年情人节时，他安排了《罗马之恋》和《柏林之恋》两部爱情电影，原定放映３天却欲罢不能，最终连映１４天。其他电影院热播《夺命飞刀》和《碧血剑》等古装片时，胜利影院偏偏放弃优惠分成，转而播放刚从柏林捧回金熊奖的《香魂女》，艺术影院的名气走向了全国。 郑洞天说，后来北京的地质礼堂影院也站出来响应上海的艺术片氛围，打出了“艺术影院”的旗号，“他们坚持了一年多。但因为它只有一个影厅，后来也坚持不下去了”。胜利影院其实也只有一个影厅，但相距１００米处就是当时票房名列上海影院前三位的国际影院（有两个影厅），与放映商业片为主的国际影院相比，差异化竞争和艺术电影生存是顾敏当时选择的经营之道。遗憾的是１９９５年因为机构调整，胜利影院逐渐失去了片源优势，加上单厅影院逐渐被市场淘汰，胜利影院的辉煌最终风流云散。 早夭ＡＧ 胜利艺术影院消失，很大原因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商业元素越来越多，已经没有了在艺术院线放映的必要，人们逐渐淡忘了艺术电影。于是，随后成长起来的第六代导演“先天不足”，他们拍出了好电影却走不进电影院。国内电影发行公司认为放映这类影片利润太少，只有一些民间群体自发组织的观影活动，在一些酒吧定期放映。２００１年由时任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总经理卓顺国发起的“ＡＧ院线”是一次动静不小但转瞬即逝的尝试。ＡＧ，即ＡＶＡＮＴＧＡＲＤＥ，先锋派之意。 那时多厅影院刚刚在各地兴起，大中城市中的多厅影院拿出一个厅放些知识分子群体爱看的艺术电影，在卓顺国看来还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不少电影制作人和媒体记者的支持，“那时国内有一批年轻导演，创作了题材和表现形式新锐的电影，需要寻找特定的观众。”卓顺国说。 确切来说，ＡＧ院线并不是真正的院线，也不是一个联盟，只是在广州、南京和北京等地各找了一家影院合作，联合起来放映艺术电影，这样的组织太松散。ＡＧ院线启动的第一部电影是王全安导演的处女作《月蚀》，遭遇票房惨败，被认为直接连累了ＡＧ院线的运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片方和投资人的不支持，有片方和卓顺国说，“我们拍片花了３５０万，你们就给个３００万吧。”运作了三四部电影后，ＡＧ院线难以为继。一年后卓顺国找到合作方办起了一家名为“时尚三联”的公司专门操作ＡＧ院线，但在《诺马的十七岁》等五六部电影之后新公司也不了了之了。
郑洞天认为，ＡＧ院线在北京选择了东安市场影院，处于商业区，知识分子群去那儿的并不多，“我相信北京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的”。如今卓顺国已经跳槽离开了电影发行行业，但他依然告诉周刊记者，“做了一次不成功，可以再做一次。我觉得中国市场有这方面的需求，关键是选好片子。” 供需矛盾ＡＧ院线的失利很悲壮，当时是中国电影最艰难的时候，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３年，整整１０年内地的电影票房一直没有超过１０亿。在商业大片倾轧下，艺术影片放映空间日渐萎缩。以上海市场为例，《独自等待》、《青红》和《向日葵》这一类在沪公映的国产电影，最高票房仅１３万元人民币，为中国电影百年庆典而拍摄的影片《定军山》公映了１６场，只有６９个观众，票房１３６９元。艺术电影找不到公映的出口，一些热爱艺术电影的影迷找不到观片的场所，供需都有怨言。 ２００６年初上海联和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产生了一个自己也为之得意的想法，“艺术片如果没有特殊手段扶植就进不了院线，或者只是匆匆而过。我们院线有自己的放映设备，就搞个艺术电影的沙龙，每周放一场艺术电影。门票可以免费赠送，或者只要５元钱一张。最好找一家赞助商，５万元就够了。就叫‘５２艺术电影’，５２是谐音，也是联和院线所在地的门牌号。” 联和院线在沙龙开张当日请来了《无穷动》和导演宁瀛，连续两天满座，算是不错的开门红。后来这个活动被叫做“上海艺术电影周周演”，联和院线旗下的４家影城在每个周末都会放映一场艺术电影。但因为放映时间不固定和片源组织的问题，观众始终不多，影院纷纷叫苦，新的活动主办方《电影世界》调整思路，费尽心思找到了一家愿意免费提供观影场地的民营画廊共同办起了“上海虹庙艺术电影中心”。 借着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吴清源》的东风，加上谢晋、吴贻弓、田壮壮、陆川等四代影人会聚一堂，虹庙艺术电影中心的开幕热热闹闹。没想到虹庙艺术电影中心运营才两三周就出现了难题，因为离开了传统的电影院，放映条件无法达到“三固定”（银幕固定、放映机固定和座椅固定）的标准，虹庙艺术电影中心一直没拿到固定放映许可证，加上市场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处于暂停状态。 前景未卜 为扶植国产电影，国家广电总局在２００４年口头下达过希望全国各院线在暑期档支持国产影片的通知，加上每年相对火爆的国产片“贺岁档”，国产片有望每年都有一到两个抢夺票房的黄金期，用以抵抗日益凶猛的进口分账大片，这一做法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国产电影保护月”。２００４年《十面埋伏》１．６亿元的票房正是借国产电影保护月而获利，从２００４年起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在３年内完成了从１０亿、１５亿到２０亿的三级跳。２００７年虽然国产电影的票房一度很不景气，但贺岁档《投名状》和《集结号》的上映扭转局面，国产大片不再一味挨骂。 “现在国产影片已经出现了繁荣景象，就应该多多关注中小成本影片和中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了。这些影片在对当代性的关注方面要强于所谓的大片，而这是时代需要的。作为电影发行人员，关注他们是一种天职，想当初冯小刚也是从两三千万票房开始起步的。”发起这个“国产电影专映厅联盟”的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赵军说。 他为联盟挑中的第一部影片是反映城市生活原生态的《一年到头》。说的是春运，于是片方挂上了“春运影片”的噱头。影评人魏君子说：“喜欢影片的态度，如实描述社会现状，有揭露，有戏讽，却也没有完全丑化，大家平日蝇营狗苟，一年到头，亲情最大，春运再挤再难，也要回家过年。最后伴随着许巍的歌声，一组纪录片式的春运镜头和有人欢聚有人孤独的过年场景，相当煽情催泪引发共鸣，这是影片成功之处。” 去年８月赵军和上海联和院线总经理徐小平作为院线代表参加了华表奖评奖，１０天里看了６２部国产影片，看到了没有进入市场的好电影，比如《男人上路》、《香巴拉信使》和《两个人的教室》。“这些影片，你让它一个个院线去跑，片方没有这样的发行力量，更别说有足够的拷贝去全国发行。我们就想利用全国蓬勃出现的多厅影城，让这些影城辟出一个厅（哪怕最小的厅）来搞这个联盟。” 《一年到头》的导演王竞很感谢这个机会，因为他的处女作《圣殿》在武汉放映时曾有过这样的遭遇，“票房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还指望能上个十来天。但周星驰的《功夫》来了，所有的影院都通知我们‘必须得下’。”王竞说，年轻导演拍了电影不能上映是非常惨的。“进了院线就是感动，和国内观众能够搭上话。和观众一起看电影，原先我在这里设计了笑声的，观众真的笑了，这时才欣慰了。”他们看重的不是票房，而是进入院线后产生的影响。 负责联盟影片发行的工作人员李国瑞说，联盟最大的好处是“即使这个影片只有１个拷贝，我们也可以在全国５０个厅慢慢排过来。一些好的影片在专映厅受欢迎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去院线的其他市场”。没有足够的经费，拷贝少了进不了院线，拷贝多了又会增加发行成本，分区巡回放映又担心被盗版商吃掉市场，而这正是联盟找到的切入点。 联盟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其与中国电影市场商业化气氛很不协调的经营方式被部分业内人士质疑为“面子工程”。北京新影联负责人高军就坦白说出了影院方面的心声，“牺牲商业利益的行为，可以一时，不能一世。就放国产片？我不相信，有一部进口大片在上映，而这个厅却空着，电影院换不换？”高军举了最近的例子：今年贺岁档冒出了两部票房过两亿的影片，同档期的《大电影２》尽管质量明显超过去年拿到２４００万票房的《大电影１》，依然成了大片夹缝中的“炮灰”，票房连第一部的一半都没达到，而王家卫《蓝莓之夜》也遭遇了差不多的处境。 “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那些曲高和寡的影片，观众不买账的影片，也不能强制电影院一天放５场而浪费时空。联盟的专映厅可以放其他国产片，但不能放外国影片。”吴鹤沪说。 “院线方面有了比较稳定的赚钱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善事，现在它们终于跨过了急功近利的原始积累期。”郑洞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