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汪丁丁 不错，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应着冯仑《野蛮生长》的书名写的。对于这本书，周其仁和张维迎都给了很高评价。不幸，他们的评价被书商印在封底，成了“炒作”的一部分。我觉得很不幸，因为这书原本不需要炒作，它需要批评。 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长，最短也要从晚清开始计算，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最长可以上溯至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时代。宋明理学家所谓“心性之学”，只不过是古代儒家心性生活之“陈迹”——非道也，于是有了矫情的味道。难怪冯友兰认为“经学时代”不如“子学时代”，从而“现代”不如“古代”。不论如何，我们现在经历着的时期，绝不新鲜也绝不伟大。自贬地说，无非是“洋务运动”之余绪。 所谓“转型”，其实就表现为“人心不古”。假如人心仍是淳厚的，何来转型？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行为是极易改变的，不如此便不能适应环境。在社会演化理论家看来，人类行为的深层心理结构却是极不易变的，犹如被遗传基因所决定。只不过，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深层心理结构的，是生物的基因与文化的基因。关于文化的基因，学者们有很大争议。那些相信有“文化基因”可寻的学者，最近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试图以“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 人类社会确实有差异，例如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差异以及诸西方社会之间和诸中国社会之间的差异，或者广而言之，除了生命个体之间的差异，确实还存在着由个体结成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所谓“群体”，可定义为在单位时段内交往频率高于某一阈值的个体的集合。群体之间或有竞争，或许竞争还十分激烈。最近发表的一批仿真研究报告表明，当群体之间的竞争足够激烈并且竞争的时间足够长久时，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变得不很重要，而群体之间的差异变得很重要。 中国文明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与西方文明相遇，不过那时我们中国人没有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激烈竞争。也因此，如果上述那一套演化理论的仿真研究可信的话，我们中国人由于没有感受到外来群体的激烈竞争，也就不会感受到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有多么重要。以这样的看法推测先秦时期或更早的中国人，我们不难想象，那时中国人千差万别而且不以千差万别为奇怪和不好的事情。换句话说，那时，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性或许早已超过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养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天下主义”精神。 包容，这是内部差异性积淀而成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古代儒家，例如老子和孔子，都有这样的包容精神。惟其如此，古代儒家的心灵远比后来中国人的心灵更自由，恰如古代的希腊人比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具有远为自由的心灵。
后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人的竞争，很激烈，以致我们当中一位优秀的思想者将以往百年的中国历史视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致今天我们的大众媒体仍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国家利益”与“知识价值”。大约80年前，大学以外还有不少坚守古代儒家生活方式的学者，他们当中最优秀的，马一浮，曾批评当时的公立教育是“以贩卖知识为重，以新说议论相尚”。 再后来，马一浮被红卫兵从蒋庄“扫地出门”，他的藏书也被焚为灰烬。价值颠覆之后，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存于天地之间，一无所有，也算是有了“自由”——寻找意义的自由。事后观察，这一段历史的意义是让我们这些原本应被社会制度塑造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在制度之外反省这一制度。所以，价值颠覆之后，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期，普遍地野蛮——从学者到商人。今天，这一代人成熟了——不论是学者还是商人，带着野蛮的气息。 但我认为冯仑这本书写得不很精彩，不如听他面对面讲故事那样精彩。首先，篇目杂乱，像是写小说，又像是写散文。编制篇目的原则，不论是专著还是文集，凡列入目录的，应是具有可以相提并论的重要性的那些标题，除非作者意在叙事，以讲故事的形式写出他感悟的那些人生道理。这是编书不同于讲故事的关键之处，后者是一次叙事，前者是一系列叙事。其次，收录在这本故事书里的，格言多，反思少，或许是因为我很喜欢收录在这里的冯仑对中国企业家行为的反思，故而恨其太少。第三，未必是缺点，冯仑对中国企业家行为的反思，有不够深切之处，也有不能令人赞同之处。此处，我所谓“深切”，是究天人之际而不是世故老道。我所谓“赞同”，是发乎真情而不求孰是孰非。深切地反思任何一位中国企业家的行为，外在于他的市场和内在于他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核心议题。“野蛮”只是表象，是与“原罪”类似的表象。发乎真情而不求孰是孰非，则冯仑关于男性与女性之关系的议论仍未触及本源。 虽然如此，冯仑写的这些故事和议论，确实是关于市场与自由关系的故事，也确实有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