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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洪波 如果将《色·戒》的故事放到一个非中国背景下去展开，我想，李安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饱受“为汉奸翻案”的攻击。 这样设想，并非是为李安准备一个既混淆立场又免受批评的退路，而是觉得这样的设想会有利于那些民族大义很充沛的观众接近电影本身。对很多人来说，一切以“抗日”为背景的电影，必须而且只能表现一种内容，那就是壮怀激烈、凛然正气。 事实上，李安在《色·戒》中并非没有表现这样的内容，无论那些从抗日演剧开始进入杀敌阵线的学生，还是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无不是舍生取义，而对于汪伪特务机关的头领，在电影中赋予了阴鸷、残忍再加上内心充满恐惧的性格。 然而，这样轻车熟路的故事叫王佳芝那一句“你快走”给破坏了。显然，很多人更希望看到易先生被杀死，而不是从砧板上跑掉。这种感情并非不可以理解，然而，倘若那样，那就不是《色·戒》了，如果硬要叫《色·戒》，那一定是在替易先生惋惜，本来没有杀生之祸的，硬是叫欲望给弄到没命了。当然，你可以说，我就是爱看英雄故事，电影可以改名啊，比如“烈女除奸记”什么的，那我也没法劝你，而且有人会拍给你看的，但不是李安。 很多人爱看张爱玲，又爱考据《色·戒》故事的生活原型。我没看过张爱玲，也对考证虚构作品的生活原型没有兴趣。我只是就电影谈电影。我想，《色·戒》不是一部战争片，尽管它对战争中双方的善恶也有着墨之处，但《色·戒》更关注的是战争中人的命运。 战争时代里，战争是所有人不得不接受和面对的社会背景，它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不管正义的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战争中的人是非常态的、被扭曲的。因此，一般意义上，我们并不呼唤战争，而是呼唤和平。在《色·戒》中，王佳芝和她的战友们也好，易先生也好，既处在一个对峙的状态，也都付出了人性和尊严被牺牲的代价。 在正常的年代，王佳芝与她的恋人将收获爱情，而不会为了杀人的使命去牺牲身体和生命，她的恋人更不会促成这一切。对于易先生来说，处在一个与民族利益相背离的政权之中，他很明白自己陷入了“人人得而杀之”的处境，他的精细与严谨不过是处身无法摆脱的恐惧的必然应对，他内在缺少尊严和人格。 《色·戒》中最大的悲剧角色，无疑是王佳芝。她有一个战争立场，这个立场符合民族大义，然而完成这个立场，她必须与那个“唯一有过嫖妓经验”的同学发生性行为，那不是一场做爱，而是一次“战争需要”，为了符合她所冒充的身份，她不得不如此，因为只有如此，她之后的为除奸而进行的性行为，才不至引起怀疑。这一切都是她的恋人为她安排的。战争的荒谬即在此：它总是让人服从于胜利的需要而非个人的幸福，它总让人以能够牺牲一切、甘做战争工具为高尚的准则。 问题的复杂在于，王佳芝既是战争中的一员，但也有着尚未彻底被征服的人的感受。作为战争中的一员，她可以接受自己被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但在特定的场景下，她会有瞬间的意识游移，她的意识游移到了人生温暖的一面，恰恰是易先生的虐恋与柔情，使王佳芝恍惚觉得他没有把她作为一个工具来对待。而最终，她为此一瞬间的人类正常情感反应，失去了多年努力才达到的机会，并且为此而付出了生命。 在现在的华语电影界，我不知还有哪个导演能够如此从容不迫地表现战争的荒谬性，战争中人的命运的悲剧性，能够如此细致地体察战争对人的逼迫与摧残，并且如此有条理地把一个注定有争议的故事讲得丝丝入扣。 把《色·戒》视为一部战争特工片时，你会觉得它缺乏阳刚与凛然正气，但战争真的只是一场胜负游戏，而不可以被看成一种没有胜利者的悲剧吗？战争之所以残酷，在于它背离了人的价值，扭曲人的行为，使人变成工具和走卒。李安思考的格局和对人性的敏感，不是凭一腔热血可以到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