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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曾兰
往事并不如烟。 未有改革前，中国已经有经济学者为改革而坚持和抗争的身影。顾准被称“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4年，孙冶方在被批斗时，依然如是坚持。文革结束前后，顾准与孙冶方相继离世。“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生命在敲开改革开放的经济大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秘书长冒天启，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颁奖盛典”上如是感慨。 文革结束以后，马洪、蒋一苇成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倡导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薛暮桥、杜润生、廖季立、刘明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 2008年11月，由董辅基金会等机构主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经济学者票选认定，在过去30年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中国的经济学家，常常以决策智慧供应者的身份，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曾是三位总理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得力助手。 当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城镇民营工商业初步成长后，如何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命题，摆到了经济学者面前。经济学界的两位扛鼎人物出现分歧。吴敬琏主张整体协调改革，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他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吴敬琏的同庚、同乡厉以宁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两人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 “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应该去向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请教，然后根据政治上的考量来决定一个政策。而不是相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30年来，坚持这种常识，在强势政府面前，是难能可贵的。 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为第一代；吴敬琏、董辅、厉以宁等为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现在的青年经济学家则是第四代。第一代已是凤毛麟角，第二代也已寥若晨星，第三代正如日中天，第四代还在崛起之中。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页，凯恩斯以无比的自负写下了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为纪念经济学家30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中国企业家》特别组织评选“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名单见后）。 30年，这些“入世的哲学家”，是中国的福祉。 “改革拓荒者” 薛暮桥（1904-2005） 暮桥取意“末路穷途，有桥可渡”。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薛暮桥开完会回家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人大作的报告，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薛暮桥上书中央痛陈20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1980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被称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90年，对于中国的发展前路，众说纷纭。薛暮桥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指出，需要在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最终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 薛暮桥“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他担任过新中国首任私营企业局长。既为官又治学，既要顾全大局，又要坚守底线，薛暮桥在中国知识分子最艰难的选择上，做出了成功的努力。 “价值规律守夜人” 孙冶方（1908-1983） 孙冶方，无锡人，与薛暮桥为叔伯兄弟。 孙冶方，一个改革前就坚持改革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孙冶方大声呼吁：一个国家，如果不顾经济价值规律只谈意识形态，将会导致崩溃性的灾难。1963年底，孙冶方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有人劝他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又不是研究气象学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4年，孙冶方在一次回答批判者质问时冲口说出。 1968年4月4日，孙冶方被关进秦城监狱。狱中无纸笔。他为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学》打了85遍腹稿。七年后，释放出狱。押他回家的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他回答：“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1983年孙冶方逝世。他被学术界视为最值得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不仅在于他的理论体系，更在于他的正直、执着、坚毅。 “民营经济代言人”
董辅（1927-2004） 几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个关键步骤前夜，董辅都提出了大胆而独到的见解。 1978年9月，大局甫定，政治气候还是乍暖还寒时候，董辅提出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分离”，即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1980年，董辅提出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1985年，他又以八宝饭为喻，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董辅还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者和代言人”。1986年，“温州模式”备受责难之时，董辅与赵人伟等人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为“温州模式”辩护。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为“私产入宪”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有人指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吴敬琏针锋相对地回应，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从此，吴敬琏有了“吴市场”的封号。 2001年初，吴敬琏抨击，“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有人给他打过恐吓电话，有人往他家里扔过石头，但他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在吴敬琏看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中国需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好的市场经济”。在其近作《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法治”、“宪政”……成为了高频词汇。他开始有新的雅号，“吴法治”。 “感谢《中国企业家》杂志评奖委员会给我这样的荣誉。实际上，我只不过是30年里面共同拼搏的亿万群众的一分子而已。应该说这30年来，有4个社会集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一个是企业家们，第二个是知识分子，第三个是开明的政治家。还有一个社会集团，好像大家都没有提到，我们不能遗忘，就是我们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我们的农民工。”《中国企业家》杂志“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颁奖典礼上，吴敬琏的获奖感言，让闻之者动容。他依然保持着“经济学家的良心”。 “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是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不过，对已经78岁高龄的吴敬琏来说，做手工只是个奢望。“将近80的人，每天仍然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周末几乎没有休息。靠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周南说，作为吴敬琏的夫人，她也只是吃饭时有机会和他说上几句话。其它时间，吴都在书房伏案笔耕。吴还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还要带北大、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尽管今年3月，吴敬琏已经辞任全国政协常委，但退而不休，社会活动仍频。最近，他还低调当选了阿拉善SEE基金理事长。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证券市场先生” 厉以宁 1986年，《纽约时报》把厉以宁称作Mr.Stock Market（证券市场先生）。 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即“企业改革主体论”。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此后，在中国，“厉股份”成为厉以宁的代称。 几乎与积极提倡股份制改革同时，厉以宁力主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2005年春天，国务院出台了中国第一份针对民营等非公经济的中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是其首倡者。尽管此文件因执行难遭遇诟病，厉以宁还是兼有了“厉民营”的称谓。 2008年，厉以宁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阻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建议。事后证明，他的观点对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了影响。 厉以宁还有一个称谓“厉诗人”。“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不失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感”。他在北大的课总是堂堂爆满，有时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 社会实验家 茅于轼 再过一个月，茅于轼将迎来80寿辰。80岁，不要说经济学家，即使是最大器晚成的职业——政治家，这个时候也已解甲归田。只有茅于轼，依然精力充沛，依然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个世纪80年代，茅于轼创立择优分配理论，在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他对这个社会最难能可贵的贡献，是退休之后做的三件事：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富平家政学校，在山西乡村做小额贷款项目。一个古稀老人乐此不疲地实践着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运用自己熟悉的经济学和商业工具，追求社会的“富”与“平”。 这位老人同样对时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抱以巨大的关注热情，不仅保持着每年出书一部，还经常在媒体撰文，针砭时弊。“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理论，为他赢来的，除了喝彩还有板砖，而经历过文革迫害的茅老从来没有因此缄默或加入大合唱，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说话办事。这种处之泰然的大家风范，让不赞同他观点的人也对他心怀尊敬。 平民化、独立、纯真，是一位在富平学校与茅老共事的晚辈对他的评价。她告诉记者，茅老曾说过的一句话帮她解决了困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享受，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桥梁人物” 林毅夫 2008年最风光的经济学家非林毅夫莫属。 5月，在一片赞誉和祝福声中，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是世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创造了历史。10月，全球卷入经济危机，林毅夫回国解读危机影响、研讨对策。人们再次回味起世行的任命，林通晓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他的临危受命就像危机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将做出的贡献一样，任重道远。这位“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成为民族的骄傲。 其实林一直都是镁光灯下的明星。他有着传奇的经历，又是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决策智囊人物，每年两会都是记者围追的焦点。 林走的是一条经世济国的道路，从农村问题、国企改革到股票市场、宏观调控，他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特别是其比较优势理论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支持。他参与了国家“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头顶还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商联副主席甚至全国劳模等职务或荣誉称号。 林自己表示，从30年前跃入台湾海峡开始，他做的始终如一是一件事，“追求比自己大的目标”，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 “企业理论权威” 张维迎 张维迎可能算是中国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但同时，张维迎在公众层面几乎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中，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其中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为他招来无数唾骂的口水。而2003年，他主持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也引发诸多争议。甚至早在改革初始的1983年，张维迎就曾发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随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公众对张的负面评价，其实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暴露出来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等问题的反映。无论张维迎信奉和主张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存在缺陷，毕竟他能一以贯之坚持，为其呐喊，为之背负骂名。张维迎堪称与中国改革荣辱与共的经济学家。 “真实世界”的“猎人” 周其仁 林毅夫履新世行之后，周其仁当仁不让接任北大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近期又担当起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重职。中国最好的经济研究中心CCER进入了周其仁时代。 周其仁曾经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亦曾追随中国农村改革的理论先驱者杜润生，这些早期经历带给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让他日后成为对中国农村问题、制度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 同时，他亦可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猎人”。多年来，他深入纷繁茂密的中国转型经济生活丛林，对农村问题、企业改制、行业改革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在其坚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领域里披荆斩棘。 周其仁受科斯影响甚深，推崇产权改革的思路，在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同于林毅夫的明星学者风范，周其仁低调谨言，一直刻意与政界、商界、媒体保持距离。他曾说过，“电视台的聚光灯下，千万不能站，站了，就会给调研带来太多麻烦。”而一旦他站上讲台，其逻辑缜密、分析精辟、见解独到，足以倾倒众生（学生）。他是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连“之一”都可省略。 厚积薄发的“京城四少” 樊 纲 樊纲成名很早。早在的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这位有着哈佛背景，外表俊朗的青年学者就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出色阐释者，与魏杰、刘伟、钟朋荣四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被称为“京城四少”。当时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樊纲运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特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上世纪90年代后，樊纲把更多精力放在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在各路经济学家争奇斗艳的时代，樊纲好像成了“过气”的学术明星。直至2006年，樊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路透社用了“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评论。 正是浸淫书斋的十年，成就了樊纲的厚积薄发。樊纲的任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背景下，决策层对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术能力和独立性的认可。 他的任命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在宏观经济政策上，1995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放缓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到了2003年，“非典”阴影未散，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樊纲又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最先提出要预防经济过热，显示了其对政策建议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本刊记者陈建芬、胥晓莺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