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斯蒂芬·茨威格将这句话写在了自己人生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最后一页。谁也没有想到，当这句悲怆的感叹最终于1944年付印为铅字时，对生活充满了期待的奥地利天才作家已在两年前和妻子一起在巴西服毒自杀了。 这位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经历了人生前三十年老欧洲的太平盛世，几乎是眨眼之间，人生后三十年遭遇了那个时代社会和经济暴风骤雨般的混乱：大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平民财富榨汁机般的洗劫，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剧烈变更，战争与屠杀，国家和信仰轰然倒塌 脆弱敏感的茨威格无法面对群星璀璨的人类文明怎么会在40年内诞生了人间地狱般的两次世界大战。他用生命祭奠了1914年7月文明崩溃前那繁荣而和平的欧洲。并将“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的历史拷问，印在了《昨日的世界》的扉页上。 巧合的是，《昨日的世界》出版的194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对市场自由主义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批判著作”（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展望》的创办人罗伯特·库特纳之语），也同时问世。 和茨威格一样，沐浴过老欧洲繁荣余晖并最终受纳粹迫害而流亡英国的两位奥匈帝国子民——哈耶克和波兰尼，都期望借此回答茨威格的历史拷问——1930年代全球社会经济的崩溃乃至战争的历史缘由。 对哈耶克而言，欧洲社会经济的崩溃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完全是背叛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果；在稔熟哈耶克和其导师米塞斯的市场自由主义的波兰尼看来，恰恰相反，正是19世纪以来将整个社会沦丧为商品关系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带来无法逆转的巨大贫富分化，其激化的矛盾和怨恨为希特勒之流登上权力顶峰扫平了道路。 谁也想不到，二战结束不到 40年，历史再度诡异而无情地把人类社会当作实验场，企图现场测试两位经济思想家理论碰撞的爆炸威力。 1980年代初，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作为新自由主义“教父”的哈耶克连同他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一时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特别是一直活到1992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也因之以全球化的名义彻底统治了世界。 历史又前行了20多年，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一帮由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投机者组成的“赌徒”，以新自由主义的旗号绑架了世界经济，演出了一场没有节制和道德的财富狂欢，并最终在2008年9月以市场自由主义“圣殿”华尔街的崩溃为开端，拉开了一场至今仍然难以看到沟底的全球经济坠落进程。 “如果波兰尼仍在世，对美国当前金融风暴的发生，将一点也不意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谈到本轮金融危机时认为，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又一次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这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自发调节的市场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 而它的恶果，却是全人类再次面对莎士比亚在其名剧《辛白林》中喃喃而出的那句怨咒：“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中产“崩溃” “中产阶级的迅速破落令人痛心。”这是威廉·曼彻斯特在自己那部美国社会史诗《光荣与梦想》序幕中的喟叹。 一场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让1932年的美国格外沉重，曼彻斯特描述到：“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 这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头牌记者实录了那场炼狱的更多细节：“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挨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 他用黑色的语调调侃说，“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这一年，当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通用电气的董事长、美国商业部部长和许多媒体宣告不景气正在成为过去、“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穿透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时，曼彻斯特纪录到的事实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1500万以上的人在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76年后的12月3日，一场不亚于1929年的新一轮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了万里之遥的中国，挟裹着北京十年不遇的突然降温，让张宏兴感受到了周身的寒意——他决定把自己刚刚买了不到半年的新房折价处理，因为“工作没了”。2008年令这位复员军人悲欣交集，“全家人成为城里人”的奋斗目标几乎快要实现的时候，梦想却一夕之间像风筝一样断线了。 2003年退伍的张宏兴回到山西清徐县农村后，没有钱“活动”到较好的转业工作，只能凭着自己的驾驶技术为煤老板拉煤。尽管不得不常年“没明没黑”地开着大货车奔波在祖国各地，但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不但还清了家里多年的欠账，还把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接到了清徐县城租住，“我答应过媳妇，开完奥运会，就真正成为城里人”。 凭借每月3500元的收入，张宏兴跨入了清徐县的高薪阶层，有底气为全家买套房实现自己的承诺。2008年年初，能干的张宏兴被另一家煤老板“挖走”，月薪涨到4500元。对前景更加充满信心的他决定提前实现自己的梦想，拿出自己的积蓄外加一部分借款和银行贷款，6月份买下了一套热销的商品房。 “谁能想到，市场一天不如一天。”奥运会前，老板的煤场倒灶，张宏兴“放假”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的他，不但没钱装修自己的毛坯房，已近年关还要面对讨债人。“儿子一个多月都没有吃过肉了。”面对《商务周刊》记者，张宏兴对此甚感自责，只好跑到北京找战友借点钱，“至少把年过了吧”。 美国金融危机下半年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张宏兴的家乡山西是中国的能源大省，向全国输送七成以上的煤炭、焦炭和四成电力。由于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滑，山西的两大支柱产业——煤炭和焦化，面临严峻挑战。 比如，山西降价幅度最大的炼焦煤，11月下旬的价格比8月下降了44%，动力煤则下降了20%以上。山西焦协数据显示，仅九、十两个月，山西焦炭行业的损失就达到30亿元人民币。即使卖出去了，煤款也被大量拖欠。目前，山西焦炭货款拖欠已经达到100亿元。据新华网报道，今年11月上旬，山西省有800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山西焦炭行业特聘专家于长滨认为，目前山西焦炭企业失业人数保守估计已达10万人。 而失业的张宏兴，原本是2003年以来新一轮中国高速增长催生出、正在城市化进程中聚集的准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 2007年，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曾表示，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能够计算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但推算大致人数可能达到8000万人，也就是说，官方第一次认可中国人口大约6.15%已经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他同时强调，以往两年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500万，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两年，“并且还在急剧增加”。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说过，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否则很容易陷入王朝循环和动乱。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尽管没有公开提出中产阶级，但也一直在积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致力于纺锤形社会结构的塑造。 但就在十七大报告首次写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意在使更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进入中产行列时，一个黑色幽默出现了，刚具雏形的中国中产阶层几乎集体惨败在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惊天“泡沫”中，越来越多的人像张宏兴那样，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挤压股市和房价等“财产性投入”而遭遇财富缩水，返贫式地消散在塔尖越来越小、塔基越来越大的被压扁的“金字塔”下面。 股市＆房市“搅肉机” 房地产独立研究人士沈晓杰用大量的官方数据为《商务周刊》剖析这个雏形阶层在新千年遭遇到的故事。按照2006年国务院批准印发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8.7亿，届时要实现国家承诺的“人均35平方米”住房小康目标，今后12年每年要新增17.88亿平方米的住房建设。 但事实上，全国城镇在2005－2007年竣工的住宅建筑面积每年都在6亿－7亿平方米，整整相差近11亿平方米。“造成的原因不是开发商供应不够，而是老百姓买不起。”沈晓杰举例说，全国为此每年都会在需求旺盛情况下出现数千万甚至上亿平方米卖不出去的“空置房”。 “按照国际通用量化标准，老百姓买得起的‘国民住宅’，其房价收入比应该控制在3—6之间，也就是说3－6年家庭收入购置一套‘体面的住房’（户均90平方米）。”沈晓杰以上限标准的6年收入、户均为三口之家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为依据，得出的结论就是，买一套90平方米的国民住宅均价应该为248148元，即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国民住宅的平均房价应该是2757.2元/平方米。 沈晓杰说:“看看全国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其差距之大不言自明。”在他看来： 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成为中国最暴利的行业，而且也创造了国际房地产和住房业利润最高的“世界纪录”。当我国社会平均利润率还在10％以下徘徊，当世界房地产平均利润仅在3%－5%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已经从过去的百分之十几暴涨到现在的50%上下，有的甚至超过了100%。 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推算，房地产开发商及大股东在全国大约有20万个左右，其一年从买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额利润达4000多亿元，5年来积累暴利2万亿元以上。也因此，在2008年房地产大转折前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产业”都是房地产，而且在前十名“首富”中，至少有8人经营房地产。 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我国城镇一般居民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为9.67，比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还要高出近40%，沿海多数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高达15－20。而且，全国城镇现有无房户推算已高达2.4亿人左右，占到了城镇总人口的四成左右。 最大关键是，2003年下半年国家建设部起草和力推的“房改纲领性文件”，一改政府“要向70%－80%以上的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承诺，把“房改的重点和方向”调整到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上来。“房改新政”和住房政策在房地产利益集团左右下，普通市民阶层的住房问题5年来竟成为“政策空白”。 据沈晓杰估算，无奈之下，5年来，我国城镇3/4的居民因无法正常进行住房消费而滞压的资金至少在十几万亿元以上。“这些滞压的‘过剩资金’，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投机功利性，期望通过资金的运作‘钱生钱’，使普通家庭有限的资产可以更快的接近高房价的支出需求。”沈晓杰说。 他警告说，高房价等方面的生活压力造成居民对有限资产的升值保值有急切渴望，使他们有强烈的“赌性”到证券市场“博傻”，祈求通过股票的升值套利来实现买房梦。在2006年下半年开启的“黄金十年”股市神话中，大概1/3左右未能实现住房消费的资金流向了股市，资金总额至少在4万亿—5万亿元之巨。 但得到的回报是，截至今年12月5日，沪综指从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点6124点跌到2089点，沪深两市总市值从2007年11月5日最高的33.62万亿元跌落到13.37万亿元，所谓受政策鼓励博取“财产性收入”的勇气连同20.25万亿元市值一起蒸发了。 一个刚刚形成雏形的准中产阶层，在股市＆房市“搅肉机”的挤压下，财富迅速因股市和房市的下滑而流失、塌陷。 与此相伴的一个壮观景象也在2008年出现了，一面是“套死”在4000点、甚至6000点峰顶的普通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绝望式的失去信任；一面是近2.4亿城镇无房居民几乎集体性拒绝了房地产市场。 这种“抗争”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截止2008年10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金额为17590亿元，同比减少了17.37%；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为4472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了16.51%。国房景气指数近五年以来首次跌破100，市场已明确步入周期的低谷。失去理性的对暴利的追求，又一次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钉死在了高房价的“十字架”上。11月22日，当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接受采访中呼吁“中产阶级释放购买力”、“调整购房心态”、“该出手时就出手”时，一位网民调侃说，“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成分是房奴和车奴，如果你还没有这个X奴的身份，要么你已经富裕啦，要么你就连做个中产阶级都不配，连做奴隶的首期款也没有。” 国富民贫 那么，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的这场令世界震惊的爆炸性增长，连同所积累的财富上哪里去了？《商务周刊》根据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国资委2003－2007年的公开信息得到了两组或可透露踪迹的对照数据： 从财富增长速度看，一方面，我国GDP从13.58万亿元增长到24.66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全国财政收入从2.17万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年均增长22.6％；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4951.2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2.9％。 另一方面，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72元增长到13786元，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622元增长到4140元，年均增长6.8％。这意味着，老百姓从此轮增长中得到的财富积累速度，不但与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增速差距巨大，甚至还没有跑赢GDP增速。 从财富分配比重看，一方面，5年全国财政收入共计17.04万亿元，是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0.29万亿元的1.66倍；另一方面，全社会劳动者收入（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25.7％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23.6％。 GDP由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劳动者收入和设备折旧四个因素构成，其中折旧率固定，这5年劳动者收入比重的降低，暗示着国家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劳动者低收入为代价，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也进一步说明，作为“世界工厂”贡献最大且最辛勤的工薪阶层，并不是此轮高速增长的受益主体。 其中广东省最为典型。该省统计局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1978—1983年均超过60%，1984—1994年在60％－50％之间，1995—2003年在50％－40％间波动，2004年以来不足40％，2006年为38.7％，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相反，广东省投资者的营业盈余从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可以说，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报在急剧下降。 这一点，在一些官方调查数据中也零零散散却事实确凿地得到了印证。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上海社科院一项调查也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3年内没有加过工资，最长的6年来分文未涨”。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信息也显示，“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0.7%”。2005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调研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 如果进行国际间类似发展水平上的横向比较，同样令人尴尬。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5.5%，而2008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接近8%，仅为印度的一半。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外包咨询公司美世咨询也做有类似调查：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3%，而中国为7.4%。其报告分析说，相比较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5%左右，印度只有8.7%，“这表明，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按照历史经验，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采访中，翰威特一位高级分析师告诉《商务周刊》，“除了印度之外，日本是很好的参考系”。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 “而1978－2007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仅为美国的4%。即使加入购买力平价的因素，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也不到美国的20%。制造业领域，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她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当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这种收入分配背景下，因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属于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服务逐渐推向市场化（尽管新一届政府在2006年后在民生问题上做了较大调整），普通收入水平居民的个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不得不还要应对这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坦言：“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现在最令其担心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影响下蒙受空前惨烈的打击，如果不能对这个吸纳就业最庞大的领域有所改变而使目前大量倒闭的局面持续下去，更将会剧烈冲击中国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 8月4日，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在国际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下，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事实上，下半年的形势更为严峻。其结果不但会造成老百姓收入下降、拉动内需希望渺茫，而且非常可能成为社会愈发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政商利益一体化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会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分配能力？ “在一个公民权利界定不清楚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不可避免会畸形化为以资本所有者为中心的社会利益关系。”自称为中国第一代“院外集团”代理人的武芮（化名）在一间私人会所告诉《商务周刊》记者，这是资本的力量使然，“而且是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时间内，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急剧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在政府保护资本的政策引导下，不但得到了体制性的巩固，而且开始主动干预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去向。 “比如房地产集团就是中国最高调的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做的不是这一块，但他对这个集团的运作非常熟悉，“这是一个由开发商、经纪商及代表部门和地方的‘条条’、‘块块’，加上官员、学者和媒体为核心、战斗力非常强的利益群体。过去5年来，其左右的权力、掌控的资源和拥有的能量，已经非常惊人了。” “他们之所以有足够的力量经常尝试对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就在于其在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关键位置拥有利益者甚至代理人。”按照武芮的观察，今年以来，因为房市在萧条的“阴影”中持续徘徊，全国重点城市相继出现房价下跌、成交量急速下降、开发商资金短缺等低迷行情，“一些被房地产集团盘根交错的利益关系影响和左右的地方政府，不像过去那样躲在后面，而是直接跳出来了”。今年5月份，以沈阳市上调市内五区普通住宅标准以降低商品房交易契税为开端，拉开了全国地方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大救援”。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等19个地方政府纷纷以减税、推行货币补贴及降低准入门槛等一系列积极的利好政策。 尤其是10月18日在深圳“中国市长论坛”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应该给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应该说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10月22日国务院下发文件，赋予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本地楼市费用减免的权利。这被理解为高层首次对各地刺激楼市政策做正式表态，让已经出台救市措施的城市吃下了定心丸，也使地方政府的“救市”大潮愈演愈烈。 此举引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弹，尤其是西安市政府用财政补贴商品房购买，被指为“拿纳税人的钱救房地产商，损害老百姓的利益”。10月下旬，国内一家门户网站发起“房地产救市”调查，195103名参加者中，84.72%的网民反对救市，77.03%的网民认为最近两年房价仍会下跌，88%的网民认为，如果救市，地产商获益最大。 武芮认为，这次政策转向，也把开发商与政府的关系再次暴露无遗：“回头看，先是开发商鼓吹救市，接着行业组织向上出招向外造势，在中央政府尚未表态之前，地方政府出来救市，最后政府主管部门公开支持，再后来才是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救市政策，可见，开发商的力量不可低估。” “事实上，楼市中仍然存在暴利，还不至于需要财政刺激，地方政府的举动等于公开和开发商利益联盟。”他分析说，这些年来，“房地产利益集团先是反对经济适用房，要搞商品房的一统天下，基本上成功了；接着打着反对政府干预的旗号反对宏观调控，要把房价涨到底；现在，他们又打着救经济的幌子呼吁政府救市。” 武芮的结论是，无论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发现“血酬定律”的吴思提出的“资本-官家主义”，“政商利益一体化让过去5年中国经历的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更多地转移到资本所有者和资本控制者的手中，无论他或她是政府官员还是开发商。” “处长治国” 武芮特别提到了郭京毅案。8月13日，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中纪委“双规”。随后3个多月时间内，原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现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商务部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以及中国首富黄光裕等相继“落马”。 “政商利益要达到一体化，关键还是政府官员手中公权的控制和争夺。”与郭京毅打过交道的武芮直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其实就是处长，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权力就控制在中央关键职能部门的2000多名处长手中。” “郭京毅这些人就是在处长任期中建立了绵密复杂的利益链条。”武芮根据自己与郭京毅们打交道的经验解释说，一般而言，处长作为部委和厅局相对较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职权级别，名义上没有实际权力，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其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因为只有他掌握和清楚其细分领域最全面也最隐秘的利益所在。”“处长们精通政策，长期在基层，又不大挪动。有时候一把手‘走马灯’换个不停，但他们却变动不大。一个位子上坐长了，门道也就多了。政策不透明，缺乏对决策过程的监督，造成处长成为部门内部的‘实权派’。”在武芮看来，“一项建议或政策，你可以骗过司长、部长甚至国务院，但很难骗得过处长。” 特别是，“一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的一句话就可能涉及上千万上亿的资金、项目。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基本都会被采纳，权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出来”。 采访中武芮说，一位与其关系甚密的官员告诉他，“目前的‘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让‘现管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等，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欺上瞒下’的技巧更使他们‘游刃有余’、‘取财有道’”。 所谓“欺上”，表现为通过筛选、截留信息，以求得领导对其“工作方式”的理解;所谓“瞒下”，就是把自己的某些想法揉进领导的意图和政策解释中，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牟取私利目的。“其结果是搅乱了资源配置的规则和秩序，使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扭曲为处长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他说。 “事实上，郭京毅在商务部17年，一步步就是这么干的。当然，他不但自己干，还扩张出去织结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大网。”自称也是“受害者”的武芮直言，现在部门难打交道，没有好处不办事，或推诿扯皮，或敷衍塞责，或公权私化，甚至非法受贿，都是“处长现象”的典型表现，“实质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个人化”。 对此，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在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文化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转到处级及科级以下的具体落实时，信号就减弱得非常厉害。他自嘲说，“我们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职能部门找处长办事，如果要钱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钱，你要办的事情就挺悬乎。” 也因此，一方面，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2003—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达10431人；另一方面，“下海”的处级干部深得国内外企业追捧。 不论是政商利益一体化还是其典型案例的“处长治国”现象，巨大的利益输送发生在政商之间，已经成为不争的社会现实。11月8日，北京市检察院召开的“纪念首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座谈会上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外逃贪官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 还有一组《商务周刊》从过去5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分析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8.19万亿元，而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2.82万亿元。按照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接受新华社记者的披露，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 而工资性收入无疑是中国最清白的“合法收入”。那么，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至少有高达4.17万亿元的收入无法解释清楚来源。如果把过去五年数据加起来计算，这部分无法解释清楚来源的收入更高达15.72万亿元，几乎是2004年中国全年GDP总和。 不过，尽管来源难以解释清楚，但毫无疑问这部分收入绝对没有流入中国工薪阶层的口袋。 亏空的社会资本 11月26日上午，28岁的袭警杀人案罪犯杨佳，神态平静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至此，一桩源于对警察执法争议的社会冲突而导致的恶性报复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就此结束。 今年7月1日，杨佳携带匕首等凶器，闯至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内袭警，致6名民警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令人震惊的是，10月13日“杨佳袭警案”在沪二审开庭时，竟然有上千名群众在法院周围为这起恶性案件的制造者声援，一时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人只有逼急了才会干出这样凶残的事。”采访中，一位已经“退役”并从事过刑侦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诉《商务周刊》，“不顾忌后果向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罪犯，甚至不少。但这样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一致谴责，而是得到了民间舆论很大声的喝彩，说明我们的社会系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法律作为最底线的社会共识被杨佳们弃置不顾，这不是一天或两天、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他认为，杨佳案的确需要我国治安、司法系统做深刻反思，但“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杨佳那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绝望式暴力的发生。”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主笔杜平把这归结于中国社会物质资本大丰富的同时，社会资本的过度缺失。“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本钱’。用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和谐’。”他写到，“社会资本越雄厚，这个社会的运转就越顺畅，越有效率。相反，社会资本比较缺乏，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会很好。” 由于过去政策一直较为偏重市场资本力量，社会资本在忽视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亏空。而这种亏空直接到后果就是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强大的就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导致社会价值、意识和地位的割裂。”独立社会评论人刘洪波指出，“这使每个人开始站队，运用站队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而使人们在心理上不接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已分别化了，有富人与穷人，有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 11月26日，电影导演贾樟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讲述了“小武”眼中的社会现实。这位被某些主流影评誉为“靠出卖中国的苦难赢得国际认同”的导演说:“很多没有看过我电影的人都会说，哎呀你是贾樟柯，你是专门拍底层人的。或者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你拍的边缘人群真好。我觉得边缘的概念，首先带有少数群体的意思。但从《小武》开始，我内心的感受，我的努力，与此恰恰非常相反。我想拍大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银幕空间里边，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呈现太少了。当这样的影片出来后，在银幕上就显得很‘特殊’。”“而《小武》被认为这个电影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亿城市富人的国家；是包括贫瘠山村在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而不光是北京CBD或上海浦东的国家，那么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中国主流电影所描述状态的边缘。”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时，他总把自身认同于非底层，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整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而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几年，从国际社会到中国人自己，最大的意识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富起来了，富是中国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贫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贫穷又给中国社会带来特别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刹那间的经济大潮到来的时候，实用主义为什么马上占领了全社会？在人们很多行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中，金钱为什么变成整个社会的调节剂？这些都跟贫穷有关系，绝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总结中国这几年的关键词的话，贫穷会被开除掉。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到三峡地区，许多家庭让人触目惊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随意、很简单地安置在一个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儿长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广泛地说，贫富分化的问题困扰着这个国家。可能国家能力提高了，但是个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就好像命名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怎么样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实。” 那么，此时“主流们”在干什么？在贾樟柯讲述“小武”的时候，一则近日广泛流传的北大《光华校友通讯》文章展现了他们的另一番“欢唱”。年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贪污腐败“落马”。好事者将北大《光华校友通讯》中一篇关于这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前证监会副主席的报道转载到了网络上： “对于王益老师的气质，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 “不是吗？他在光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夸张’二字来表达。没亲眼见过以前他给光华学生上课后的反响，倒是亲身刚刚体验了6月10日中国交响乐团携他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来北大演出时台前幕后给北大和光华带来的那阵旋风。 “音乐会开幕前的光华招待会上，光华学生主持人用‘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引出他的闪亮登场；演出开始前，光华院长张维迎教授出场致辞。一向词锋甚健的他为本场音乐会作开场白时，竟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全场老少观众全体起立高唱《神州颂》结尾曲‘飞吧，中国’时的群情激昂；演出结束后，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他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那势头绝不输于当下‘快乐男声’、‘好男儿’”、新版红楼‘宝哥哥’的海选现场。” 当这些市场自由主义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画面表演在社会现实中时，刘洪波认为，“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人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 撒旦的磨房 克罗伊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传说他派自己的宠臣去德尔菲神庙占卜，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去进攻波斯。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派兵攻打波斯，他将会摧毁一个王国。”克罗伊斯满怀勇气地发起对波斯的进攻。他相信自己将会获胜，因为这是神的昭示。此举果然招致了一个国家的毁灭，但不是波斯，而是吕底亚。 1970年代末，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控制全球发展的“制高点”，打赢同共产主义苏联延续了近30年的“冷战”，同样做了一次“占卜”，只不过巫师们换作了“朝圣山学会”的哈耶克弟子，得到的“神谕”是新自由主义。 但又一个30年后，谁也没有想到，经历了冷战和两次入侵伊拉克的完胜，美国人几乎将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插遍全球、迎来了福兰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时，竟然招来了一场可能比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恐怖的市场系统性崩溃。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了30年的许多针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思想才刺射出来。这其中，64年前卡尔·波兰尼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大转型》，无疑是一道最耀眼的光芒。 卡尔·波兰尼1886年出生在布达佩斯，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对此，他的密友——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旁观者》的回忆录中对波兰尼家族有过精彩的描述。 在为《奥地利国民经济》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1929年美国华尔街崩溃和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今天看来极有影响的观点的批判融为一炉。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他强调市场经济永远只是整个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市场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它把整个人类社会市场化了，没有界限或底线的市场自由主义无疑是“听任撒旦建造黑暗的磨房”。 “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贸易和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所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会被纳入他的运行轨道，它们必将从属于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像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一样被买卖。 但这恰恰是市场体系下的组织方式。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被加以出售。在他看来，“这种商品化虚构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 波兰尼认为，正是19世纪整个社会被政府支持的市场自由主义作为商品转交给雇主和资本家手中，导致贫富分化从国内传染到国家间，社会冲突和紧张从一国蔓延到国际范围，进而打断了市场自由主义赖以扩张的国际贸易的中断、国际组织的解散，法西斯主义利用了由此普遍滋生的自我保护的社会情绪占领了历史舞台，“黑暗最终统治了大半个世界”。 现在，钟摆又回来了。次贷危机点燃了引信，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炸毁了半个华尔街，而且爆炸还在继续。美元货币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全球经济迅速衰退正在使过去20年来持续扩张的全球化进程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挑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更不用说失败国家，都突然面临经济衰退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强烈威胁 这样的反弹仍在进行。站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任何有社会良知的人都可能产生无限感慨。前人如波兰尼这样所阐述的历史智慧，事实上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现实世界，但是能够记取教训的终究是少数人，能有勇气站出来坚信前人智慧、反抗潮流的人更寥寥无几。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如此因为贪婪而变得懵懵懂懂中度过。 不论是否相信今天的美国或者诸大国领袖们已经接受了历史教训，并做好了应对更加恶劣变局的准备，魔鬼已经从撒旦的磨房里放了出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给自己家里买一扇足够坚固的防盗门。 “铁腕”新政 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彻底震惊了中国这个过去30年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最勤奋的学生。一场反思暗潮翻涌。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认为，新自由主义自1990年代中期到达中国后就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穷社会主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 “但在中国，不但缺乏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也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司治理制度。”他的研究结论是，来自各级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在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或者结合下，恶性私有化变得不可避免”。 郑永年分析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引导出的资本所有者拥有体制优势，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所有这些形式，每一种发生作用，在郑永年看来，都会对政府产生自我击败式的困境。比如9月中旬爆发的已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十大新闻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事实上，今年3月中旬就有消费者投诉，8月初内部已得出结论，但9月初，面对媒体问询，三鹿方面仍然矢口否认，声称“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到问题完全曝光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推到奶农身上。 其实，4年前在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有关媒体公布的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三鹿奶粉就赫然在列。但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相反各个方面协助三鹿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来。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郑永年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很难跳出这种自我击败式的治理模式。作为学生，这个时刻的中国的确和19世纪末“镀金时代”的美国有几分神似。 10月13日晚，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在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这位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赢家。也在这个时刻，其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版成为畅销书。这位一直缅怀当年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家在书中写到：“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克鲁德曼认为，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小布什政府2004年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明珠——社会保障制度为顶峰，回潮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制造了新的财富不平等纪录。根据美联储研究，1970年代，102家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美国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但在21世纪初，CEO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因此克鲁格曼呼吁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为了美国，应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事实上，正如《商务周刊》2004年8月20日封面故事《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所指出的，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就已经意识到市场自由主义在中国引发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恶果，并以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从2004年开始发布关于“三农”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标志，通过新农村建设、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回炉”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等举措，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胡温新政”。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5年，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还是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巨大而且持续的阻挠。”中央党校一位长期研究利益集团的教授告诉《商务周刊》，无论是宏观调控中激烈的中央与地方博弈、垄断企业对反垄断政策的强烈反弹，还是股市、房市以及近日燃油税改革上的利益搏杀，“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危害，正在使中央推进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的诸多政策面临被架空或者被折扣的危险”。 他认为，对决策者而言，已经不是需不需要一场中国特色“新政”的问题，“而是怎样使‘新政’通过铁腕的手段真正砸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的利益链条，实现中国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在他看来，这也是难度最大问题。 “需要政府向自己动刀，解放思想，自己改革自己。”他说。 也正是在改革与既得利益博弈胶着的2008年，一场悲剧——汶川大地震，一场喜剧——北京奥运会，时隔三个月相继在中国上演。面对巨大自然灾害和民族复兴梦想形成的迥然不同的历史考验，13亿炎黄子孙交上了几乎满分的答卷。遭受过太多不平和委屈的普通中国人，在那些时刻表现出了一个数千年生生不息民族最高贵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用它饱含的期望注视着执政者。 5月27日，在汶川大地震主灾区之一的绵阳市，当疲惫劳累正在反复袭击采访中的记者时，大街上由远及近传来了一段熟悉的声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段回荡在整个城市的广播录音，顷刻让记者周身通电般的撼动。 这种已经多少年不再拥有的感觉，刹那间让记者明白了，它的回归就是因为，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最需要的时刻，“他正站在自己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