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粮食产量超常规增长始于1978年后的６年间，之后连续9年徘徊不前。这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的边际效应在1985年后日益回落。如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了破题之时。
作者:陶俊杰／文
粮价大涨，海地人吃黄泥饼充饥 与石油一样，包括大豆、小麦、稻米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在2008年走出了一条完美向下开口的抛物线行情。 年初，整个世界对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后续效应估计严重不足，全球投资者还沉湎于美元过剩与泛滥的虚妄幻想中。市场上广泛流传的故事说，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其人民大比例提高了对肉蛋奶的消费，这推高了全世界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全球耕地面积却由于新近一轮工业化进程而大幅度缩减。甚至有著名报告指出，全球尚有开垦潜力的耕地资源仅余澳洲、非洲部分地区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上述供需理论，再与油价高企背景下美国制定的生物能源战略(将玉米加工成乙醇)联姻，似乎为投资者提供了做多农产品价格的坚实理由。 于是2008年上半年，农产品期货价格一飞冲天。从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大豆价格涨幅58%；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3月，糖价涨幅61%；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玉米价格涨幅更是高达125%。 粮食期货价格高涨推升其现货市场价格。曾记得，年初全球各大财经媒体上，充斥了粮价与饥荒的报道。4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沉默的海啸”形容此次粮食危机。尤其是稻米价格飙涨，甚至使得传统的稻米主要生产区兼出口区的东南亚陷入恐慌，越南、泰国、印度等国紧急限制稻米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甚至有建议称，要组建类似欧佩克那样的全球稻米输出国组织，以协调全球稻米市场保障供应。 如果说粮食危机肆虐东南亚只算是有惊无险的话，那么它在海地则着实显示了威力。在此次粮食危机最紧急的时候，海地人民不得不通过购买黄泥饼充饥。 上半年全球粮食危机时，国内外粮食价差大到不可思议 由于除个别农产品品种如大豆之外，中国国内大多数农产品市场并未与国际市场接轨，因而保有相对独立性，在此次全球粮食危机肆虐的时候，所受冲击不大。不过，虽无大忧，小虑难免，比如粮食库存是否充足真实、播种面积是否足够等等话题也一度让人揪心。 中国政府因对5月12日汶川地震反应迅速而广受赞誉。实际上，当日，温家宝总理正在由河南考察粮食生产与库存情况的返京路上，此前他还奔赴了其他粮食主产区考察。足见当时政府高层对国内的粮食安全相当重视，也反映出当时情况相当严重。 2008年6月以后，尤其是在7月份原油价格触顶回落之后，全球农产品市场逆转，各品种价格相继回落。全世界对粮食危机的担忧此后逐步缓解。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惊心动魄而又有惊无险的全球粮食危机倒不失为一次自我检验与自我检讨的机会。 首先，多年来，在中国经济政策的版图上，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长期居于优先地位，而农业则始终处于被忽略的位置。这不仅表现在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还反映在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收益严重偏低上。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基于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考虑，人为压低粮食收购价所致。在上半年全球粮食危机之时，国内外粮食价差一度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农民无法从农产品牛市中获得收益。 其次，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确保国内农业自给自足政策的重要性。“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在粮食问题上出了问题，其他国家就是想救我们也救不了。”这一判断直接导致政府多次重申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 再次，经由此事政府也发现了农业的“危险”现状。比如由于种地收益过低，农村地区主要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去，种地的劳动力多是老人与妇女，甚至存在大量土地抛荒无人耕种的局面。 苏南模式、土地股份制、倒租赁等潜行 如果农业继续保持低效，长此以往，其社会安全线的角色势必遭到挑战。实际上，以上事实说明，自从1978年中国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改革至今，农村土地政策已有调整的必要。 实际上，中国粮食总产量“超常规”增长自1978年始，至1984年达到高峰，之后连续九年徘徊不前。这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的边际效应在1985年后明显回落。 如今，这项制度缺陷尽显。一方面，农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理论上，农村集体拥有法定所有权，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客观上，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权利，农地的最终处分权属于国家，且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最终处分权和部分经营收益属于国家。 另一方面，农地产权功能残缺、流动性差、波动太大。此外，不利之处还阻碍城镇化进程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 基于此，10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公布。该《决议》的最大看点是政府“承认”农地可以自由流转，当然为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又附加了若干条件，如不改变农地用途等。但无论如何，这当属重大的土地制度变革。 实际上，在实践中，已有不少地区的农地探索出多种经营模式，如“苏南模式”、“土地股份制”、“倒租赁”等。 “苏南模式”的核心在于土地使用权入股+集中承包经营。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农户之间的土地转让形成“种粮大户”，或者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集中农民的承包土地，以招租办法建立股份制农场、站办农场、村办农场等。 “土地股份制”模式的核心在于土地价值货币化+股份化，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折价形式，把集体土地和固定资产折股，并以价值形态量化分配给农民；农民在获取承包权后，再把土地的使用权交回集体，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使用和经营；实行农民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制度，对新增人口实行配售股。 新土地制度改革所承载的不仅是跟上经济形势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希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还寄托着政府借变革农村土地制度，释放农村地区经济活力刺激经济发展的愿望。 【解读·农村将成为内需第一载体】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认为，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可以想见，每日每时，中国高层都在关注着国际金融危机，资讯、话题、思考均集中于此，但当下中国自己能做的是扩大内需。其间，农村首当其冲。对于农村，不仅有传统上的对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和社会稳定的期望，农村市场还是中国内需第一大载体；不仅如此，农村还是关乎中国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首要瓶颈。因此，全会公报称：“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此言是把过去零星分散的“支援农业”做了一个权威的纲领性描述，即中国社会必须全面反哺农村，消除二元结构，包括：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使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实现这一切，似乎要给社会增加许多负担，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内需的所在，并为中国社会进一步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话题·粮食危机是一场阴谋】 粮食危机正如瘟疫般四处蔓延。粮价一个月竟然上涨三倍，有几十个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老百姓上街，政府信誉经受考验。这是一场价格危机，与真正的供求关系无关，与真实的经济基本面关系不大。那么，谁在搅动全球粮食这个大盘？炒作的由头是什么？他们疯狂炒作的战略目的又是什么？要追寻粮食定价权的源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导的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是全球粮价的晴雨表。在这一轮资源性产品的大牛市中，农产品不过是继石油之后，被大型投机资本操纵的另一个玩偶。那市场“先知”们，巴菲特、罗杰斯等，及其背后数量庞大的热钱，在两年前甚至更早就在这里布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从房贷市场逃逸出来的资金也纷纷涌入，从而制造了这波历史上少见的粮价暴涨。美国政府的生物能源计划提供了炒作由头。有分析称，2006年，美国投入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这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美国2007年通过的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一切都配合默契。玉米拿去炼油了，价格暴涨，随后带动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价格狂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赚得盆满钵满。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它有大量休耕的土地。当其他后发国家拼命挤占自己耕地用来发展工业，从而制造出廉价消费品输往美国时，美国却减少了粮食出口，抬高了粮价。眼下的粮食危机，更是一场富国通过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它是一场粮食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