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女尊妻纲不振 内需不振“派糖”忙



用“糖”思考,也许是金融海啸来袭时政府需要现学现用的一门课程。

  

      撰稿·金姬(记者)

      圣诞节要到了。南半球正值夏季。但圣诞老人并没有因为天热就忘记澳大利亚。

      幸运的澳大利亚人最近收到一份圣诞节大礼。每个澳大利亚的孩子拿到了一个1000澳元的红包,400万名退休人员拿到手的还要超过这个数。据信,圣诞老人至少光顾了200万个澳大利亚家庭。

      办这份大礼所费不菲,所有的礼金加起来,要超过80亿澳元(合52亿美元)。这个阔绰的圣诞老人是个白人,会说中文,还有个中国名字,不错,他就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圣诞节大礼是澳大利亚政府总额104亿澳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陆克文总理呼吁澳大利亚的退休人员和家庭,“以负责的态度花掉这笔钱”。

      他说,如果这些钱被用于圣诞消费,那么就能保住很多澳大利亚人的就业岗位,并避免新的一年中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

      “派糖”的政治学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意思是说,政府可以直接发钱给国民。米德认为“社会分红”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分红”有扩大消费的作用。

      香港人是很懂得“社会分红”的,他们形象地称之为“派糖”。实际上,他们不仅懂得什么是“派糖”,还知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样的至理名言。

      香港回归11年来,经济由大跌再到大起,先后历经四任财政司司长的港人,对于政府“派糖”早已不陌生。今年2月24日,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的最后一个周日,香港约10个组织逾200多人,联合8名立法会议员,由中环遮打花园至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三天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报告显示,2007年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由3693亿港元相应增加至4849亿港元,综合盈余达到1156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7.2%,是历来最高的综合盈余。

      顺应民众呼吁,港府提出了一系列税务减免计划:首先,香港纳税人在明年年初上缴2007至2008年度税款时可获得75%的退税,上限为2.5万港元。其次,边际税率将保持不变,税阶将从3.5万港元增至4万港元。基本免税额将从10.5万港元增至10.8万港元。

      这个红包不可谓不大。当然,经济学家要警惕政府“派糖”的用心:是关心民生,还是为了为执政党拉选票。

      今年6月12日,面对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泰国政府宣布向穷困民众每月发放300-400泰铢(约合60-8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预计补贴计划至少持续一年,以减轻通货膨胀给穷人生活带来的压力。此外,政府还划拨了一笔用于降低农民、渔民、运输工人部分生产成本的补贴款。“派糖”显然是政府公关的一部分。

 今年10月30日,麻生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将新增支出5万亿日元(550亿美元),其中2万亿日元(220亿美元)用于明年3月底之前向全国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相当于4口人组成的标准家庭可以领取6万日元(660美元)补贴。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麻生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下降9个百分点至36%,而反对率则上升15个百分点,达到41%。此外,4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民主党在下届选举中取胜,只有36%希望自民党获胜。所以,也有不少人把麻生的“派糖”行为看做一种政治作秀。

      而经济学家一旦同意政府“派糖”,往往就跟米德的判断有关:在萧条之际,政府有必要通过直接发钱给国民,促进消费,拉动经济。

      眼下全球面临金融危机,消费萎缩,对那些主要依赖消费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内需不振意味着经济萧条,于是,寰宇之内,政府“派糖”之声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派糖”经济学

      “派糖”有多种派法。澳大利亚这样包红包是一种方法。今年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约合人民币500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150-600新元(约合人民币750-3000元)不等的津贴。

      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2001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静,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度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新新加坡股票计划”,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起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退税是另一种方法。今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2008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2009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大多数政府两种方法兼用。11月11日,何厚铧发表澳门政府2009年度施政报告,表示政府来年将再度推出向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发不少于5000元(4300元人民币)及3000元(2580元人民币)的现金分享计划;继续减收全体澳门就业居民25%的职业税,免税额增加至12万元;继续豁免房屋税收3500元税款;继续对住宅单位作出每月为150元的电费补贴;澳门学生每学年发放1500元书簿津贴制度。

      2009年是何厚铧任内的最后一年,“派糖”似乎是他显示政绩的最好机会。到新一届政府接任时,澳门除了130多亿的土地基金,还有历来一直滚存的500多亿元,加上2008年200亿元盈余用剩的部分,新政府会有700亿至800亿元储备,现在给澳门人发点红包并不成问题。

      今年11月18日,台湾地区“行政院长”刘兆玄宣布,为刺激岛内消费,决定向台湾居民每人发放新台币3600元消费券,总计高达500亿新台币。“财政部”初期将以年所得30万元以下家庭为优先照顾对象,以45万户中低收入家庭为主,估计将有135万人受惠。2周后,台湾又提出全民减税方案,预计每个申报户将可获得新台币3000到4万元(约合人民币750-10000元)不等减免。

      新加坡、美国和澳门、台湾两地的“派糖”,背景是金融风暴,可以看做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面对危机,中国也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中国国民能收到来自政府的“红包”吗?

      学会用“糖”思考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委员们虽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但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财政税收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陈志武建议:“中国民众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家的红利了。”

      这样的呼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其重要,虽然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但绝大多数都将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砖头补贴”上,对于“派糖”这样的“人头补贴”,只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举措。广东东莞市就拿出临时生活补贴1.99亿元,惠及19.92万困难群众,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最近的例子则是成都市政府向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发放超市消费券100元。用“糖”思考,也许是金融海啸来袭时政府需要现学现用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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