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们开始有兴趣、也有能力将科研目光转向华南虎的时候，野外的活体华南虎已经稀罕得快成了村民们的深山传说。“搞了半辈子华南虎研究的人，从来没见过野生华南虎”，这就是现实。我们对这个老虎亚种的认知速度，远远赶不上它们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消亡的加速度。
文/王鸿谅
尴尬的虎研究 中国的华南虎研究局限于数得出来的小圈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检索系统里，输入华南虎的查询结果，只有三条：一篇关于华南虎保护遗传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一本抒情风格的文学小册子和唯一称得上学术专著的、马建章和金崑合著的《虎研究》，前者曾担任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后者是中国林科院博士后、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建章曾经的博士生。 金崑10月刚去西藏林业局挂职，在电话那头不带停顿地念出了几个名字:老师马建章，同事李迪强、陆军，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胡德夫、以前上海华东师大的张恩迪，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华南虎研究最权威的名单了。即使在这样一个名单里，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老虎的”，金崑解释，“要有项目，有经费支持，研究才可能开展”。中科院动物所在老虎研究里力量薄弱，这是无奈的现实，“研究个老鼠很简单，研究老虎就很麻烦”。“大型动物研究有许多限制，比如老虎，经费之外，还要有条件被允许进入可能有老虎的保护区”。金崑名单里的这些人，都曾经有机会参与过林业部或其他国外基金支持下的老虎研究项目。 马建章向记者回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虎研究还很冷清，除了动物园系统的兽医，没人对老虎研究感兴趣。随着老虎的饲养繁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只有极少数有关虎的饲养管理及生物学特征文章。至于生态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因为资助很少，基本还没有开展起来。1981年至1984年，原东北林学院承担了原林业部下达的“东北虎的研究”课题，马建章说，算是第一次国家支持和投入下的老虎研究项目。因为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那次研究“方法有些问题”，比如有些密林山区，就采用从直升机上看，在并不科学的情况下，“就宣布东北虎绝迹”。结果“1989年就发生了东北虎咬死人”，这场规模浩大的调查，虽然已经结束，同样“变得很被动”。马建章们从这次调查中总结出来的结论之一，就是老虎的野外调查，“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另一个教训，就是“不敢再轻易断言一个物种的绝迹”。 东北虎的调查刚刚结束，1985年12月至1987年5月，原林业部“广东省华南虎资源调查”项目组对广东全省山区进行了调查，对各地遗留的华南虎足迹、粪便和爪痕进行了分析，“认为广东境内活动的华南虎有成年虎4只，仔虎12只”。这调查还没结束，1986年4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召开的“世界虎的保护策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南虎被定为国际上最需优先保护的虎亚种。在国际环境的推动之下，1990年原林业部与WWF合作，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华南虎调查。雪豹专家科勒应邀前来，与中方科研队伍一起，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四省华南虎及其栖息地调查。因为时间和经费问题，涉及的只是历史上华南虎出没的主要省区，而不是全部。这次大规模考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的活体，结论也并不乐观，“估计前三省交界处华南虎尚有20至30只”。但这次调查结果更像是内部的科学结论，并没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和认知，远无法与大熊猫相比。 1998年国家林业局开始组织第二次全国华南虎调查。由东北林业大学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后来又有北京林业大学加入。金崑由导师马建章推荐，成为这次调查的主持者。他向记者回忆，“并不是相隔固定的年限就必须开展一次华南虎调查”，那次调查的大背景，“是全国正在进行陆生野生动物的专项调查，华南虎是其中的重点动物之一”。调查刚做了一半，金崑因为到中国林科院攻读博士后离开了，项目由胡德夫和陆军接手。同样没有人能亲眼目击野生华南虎，对于野生虎种群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金崑和他的共事者们说起来很平淡，“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金崑很清楚地记得华东师大一位老教授的感叹，“我从50年代开始，搞了半辈子兽，却从来没有见过野生华南虎的实体”。 寻虎的价值 199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召开了“世界‘老虎年’会议”，成为中国虎保护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拯救野外的老虎和为了老虎的未来，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和保护措施？中国林业部代表团一行4人——王伟、王维胜、金崑、李迪强，被邀请参加。为了这次会议，李迪强的整个春节都用来准备材料，他能参考的材料实在有限。会议上李迪强和同伴们见识到了国外先进的野外科考的手段和设备，他现在还清楚记得一张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孟加拉虎照片，“太震撼了”，而中国代表们无法提供这样的实证。 李迪强也因此感叹，“中国的虎保护，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不能说没有资金投入”，“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老虎悬赏，可是最后也看不到老虎，都不好怎么投钱”。至于已经开展过的野外考察，“投钱很多，最后也没有收获”。1998年，李迪强试图申请国家自然基金的专项经费，用于华南虎的野外调查，结果没有通过，原因也一样，国内探索型的科研经费很难申请：“首先就会被质疑，都看不到华南虎了，把钱拨下来，不知道你来做什么？”而国外相对好一些，有专门针对老虎的基金，这一年会后李迪强做了一个项目计划书，成功申请到了一笔国外基金，2万美元，这笔钱最后并没有用来做野外调查，而是由陆军和胡德夫用到了自然保护区上。 寻虎的意义更多地停留在社会影响层面，尤其是2001年至2002年间，林业局邀请以提尔森为首的外国专家又进行了一次华南虎调查，这次结论出来认为，在所调查的5个省8个保护区内没有发现任何野生华南虎存在的证据，所有保护区森林面积平均不到100平方公里，太小而不能支撑一个种群的生存。寻虎看起来变得有了另一种象征性的紧迫意义。此后，国际上开始出现了华南虎保护的明显观点分歧，提尔森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主张“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应该把钱用到更有价值的虎种保护上去”。中国的研究者们当然反对，2005年的华南虎野化放归国际会议上，提尔森提出大会宣言里就应该写上华南虎已经灭绝了，金崑第一个站了起来，“我第一个反对”。 诸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虎研究不容乐观。李迪强说，早期除了东北虎，后期除了华南虎，虎研究从来也没有在中国成为热点。金崑也很清楚这一点，“主要是老虎数量少，种群主要在国外”，中国的野生老虎种群和研究者一样，是可以掰着手指头算清楚的，“不超过10头的东北虎，在云南的印度支那虎与西藏的孟加拉虎，都只是边境地区游走的极少数个体，独有的种群华南虎，连是否存在都无法确定”。华南濒危野生动物研究所2006年开始，以科研人员参与和募集志愿者的方式，制定了一个10年的寻虎计划，刚开始不到一年，就因为经费原因暂停了。 在李迪强看来，从科学角度而言，“寻虎计划”没有太多必要，“如果有虎，当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做家庭调查，可在现阶段，并不一定有意义，也不是华南虎保护工作中最迫切的事情”，“如何维持一个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猎物丰富的生态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华南虎野外种群的稀少，已经是事实，“如果都要由科学家们去找老虎，是不现实的”，“劳民伤财，更多的只是制造一种社会效应而已”。当然，有社会效应也是好事，“对于华南虎的保护，也是一种契机”，“陕西镇坪那个照片出来以后，不论真假，很多国外同行都来问我这个事情，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李迪强现在手里有一个国家拨款700万元的项目，关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钱已经不是问题”，李迪强甚至打算自己冬天抽空到那周边去做个考察，“如果存在‘足迹链’，就算没有照片，也能证明华南虎真实存在”。 不同的虎命运 虎是亚洲的特有种类。历史上，曾经广泛分部在亚洲，东到朝鲜半岛和远东，西至里海沿岸及土耳其东部，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一带，部分则跨越至苏门答腊、爪哇及巴厘岛，更有些虎的分部区延伸到缅甸及印度次大陆等地区。20世纪初，估计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共有10万只之多，但目前全世界野生的老虎只有数千只。目前公认虎有8个亚种，命运各不相同。巴厘虎于20世纪30年代末灭绝，里海虎于20世纪70年代末灭绝，爪哇虎于20世纪80年代末灭绝，其余5个亚种，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北虎、苏门答腊虎、华南虎现在的分布区已经极度缩小。“大部分亚种的分布区呈岛状，种群数量下降，处于濒危边缘。” “老虎生境的丧失和非法盗猎活动是虎种群数量下降及分布区缩小的主要原因。”马建章分析，“老虎现在的活动范围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占据了老虎的栖息地，老虎需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跟人类争夺生存的空间”。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聚居的人口以每年1.87%的速度增加，30余年来人口总数上升了1倍”。全世界约60%的野生老虎栖息在印度。从1973年至1996年，印度人口增加了3亿以上，牲畜数目的增加超过1亿。同期印度有野生老虎出没的地区，人口激增达50%。“人口的增长给包括保护区在内的自然生境造成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这种压力还在不断增加。” 东北虎的保护是最早的，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数量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俄罗斯动物学家和狩猎学家的努力下，1947年，俄罗斯开始禁止猎捕东北虎，到50年代又出台了进一步的限制捕猎措施，后来又完全禁止为了驯兽目的而捕捉幼虎。此后俄罗斯东北虎数量开始缓慢上升，势头一直保持到90年代，据1995年至1996年的统计，远东地区野生东北虎从20至30只上升至415至476只。可从1990年开始不断加剧的具商业性的偷猎活动成为东北虎生存的致命影响。虎皮、虎骨以及虎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盗猎者用来牟利，“从90年代开始，每年有约10%的东北虎因被偷猎而死亡”。 最早赶上了国际老虎保护热潮的孟加拉虎在这偷猎风潮里同样不能幸免。1969年，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全体成员大会做出了第一个决议，号召全世界为保护老虎而努力。印度拉贾斯坦邦森林主管及德里动物园园长凯拉什·新加拿与印度其他环保人士要求把孟加拉虎和其他老虎亚种一样，收录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种。之后WWF做出了响应，于1972年开展了一项针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老虎的名为“老虎行动”的保护项目。印度政府是最积极的响应者，除在全国范围内特别为老虎设立保护区外，在1972年还通过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猎杀老虎，并建立了超过所有原有保护区规模的新保护区。1983年，印度庆祝拯救老虎行动实行10周年，同时宣布国内的老虎数量已上升50%。而10年之后，1992年11月印度的调查却显示:“不但印度次大陆地区有捕猎老虎和豹的非法活动，而且在整个老虎分布区偷猎活动都非常严重，情况令人担忧。” 最濒危的还是华南虎。当凯拉什·新加拿提出孟加拉虎正濒临灭绝的信息、就老虎的危机向全球发出警示的时候，在印度境内及其他分布区中，孟加拉虎的数量由20世纪初的4万只，减少至当时的不到2500只。而同时期的华南虎，还在中国的动物保护名册之外。1973年5月，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被收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1977年原林业部又颁布文件，提出把东北虎、华南虎及孟加拉虎列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但传统的华南虎是“害兽”的观念却并没有转变。中国动物园协会华南虎协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黄恭情记得很清楚，1979年，动物园协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的时候，当地的党报还在“大力宣传一个祖孙三代的打虎英雄之家，说一共打死了70多只老虎”。 圈养种群的危机 黄恭情能够从另一条研究脉络里回顾华南虎的故事，他1961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了苏州动物园，从此与野生动物保护结缘，直到2007年4月正式退休，从来没有离开过第一线。虽然只是一名高级兽医，但黄恭情获得了许多的荣誉，这些都源于他在野生动物保护上耗费的心血，尤其是圈养华南虎。他也被称为“华南虎之父”。
黄恭情对记者回忆，“我国自1955年开始圈养华南虎”，从野外共捕获华南虎18只（6雄12雌），到1963年开始有繁殖记录，这18只虎中，有繁殖记录的仅为6只，它们分别位于上海动物园和贵阳黔灵公园动物园。到1998年，饲养的53只圈养华南虎都是这6只野生虎的后裔。这样就形成了华南虎的两个品系:习惯上被称为上海系和贵阳系。但黄恭情认为这名称不严谨，“上海历史上不是华南虎的产区”，他更习惯用“华东品系和西南品系”来做区分。 黄恭情钦佩的前辈是北京动物园的谭邦杰，1986年美国明尼苏达的“世界虎的保护策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谭邦杰参与了，这位司徒雷登曾经的秘书，不仅英文极好，对于动物研究也下了很多功夫。他在会议上提出了华南虎濒危的现状，强调要保护好现有的动物园里的几十头华南虎，同时要保护好尚存的野生华南虎个体，用来充实基因库。谭邦杰的远见让黄恭情印象深刻，这么多年他“一直引用谭老的观点”。 1994年，香港地区东南亚的水族馆动物研讨会，IUCN人工繁育组的主席希尔提出帮助中国保护华南虎，与会的建设部领导马上就拍了板，回国之后就积极准备，当时国内的上海、广州、重庆等几个大动物园都争抢着召开华南虎移地保护国际研讨会的机会，会议1995年最后放在了黄恭情所在的苏州，《华南虎移地保护纲要》的制定、华南虎谱系的初步建立，以及中国动物园协会第二个物种保护专业机构“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的成立，都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的，按照动物园之间的分工，重庆动物园承担起了华南虎谱系的工作，可确凿的华南虎数据，黄恭情说来有些无奈，“也只能是个大概，很多东西，说不清楚”，比如1995年南宁动物园有两只华南虎，但他们没有参加会议，后来制定谱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不存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只是一个保护机构，并没有实际行政权限来协调动物园之间的问题。 自上海动物园的雌虎小福于1983（或1984）年死后，我国16家动物园中饲养的华南虎已没有一只是野生虎。而20世纪50年代，野外华南虎数量仍然较多的时候，动物园里的野生华南虎不少，特别是贵州的遵义公园、黔灵公园，北京和上海的动物园，都曾陆续收集到相当数量。但由于缺乏远见和科学的管理，未能建立起繁殖种群，对于野生虎也不甚重视。60年代以后，野生虎已极为稀少，想再搜集就很难了。从70年代开始至1986年，全国的动物园连一只野生的华南虎也未能收到，原来几个产虎最多的地方，不但多年没有收到野生华南虎，而且湖南和福建的动物园在80年代中期根本没有华南虎。江西南昌、广西柳州、广东广州的几家动物园虽有少数华南虎，但既不是野生的，也不是本省自产的，而是从外省动物园引进的。 而黄恭情最自豪的，是他到了苏州动物园之后，华南虎的繁育创下了若干个纪录——1只雄虎繁育了56只后代，一只雌虎繁育了45只后代。1961年他到动物园，门票是5分钱，前辈告诉他，动物园主要靠繁育动物在动物园之间做交换来维持开支。1984年，黄恭情当上了动物园的主任，“除了野生动物，其他人得罪了大半”，而在他任职期间，“苏州动物园成了全国10大动物园之一”。其中华南虎的成功繁育，给动物园的发展带来了足够的资金，“我们这么多年，就是靠卖老虎过日子”。黄恭情记得，1983年，他们去其他动物园引进华南虎，一开价就是七八千元，黄恭情舍得投入，1万元不还价地买回来，到了1986年，他们自己成功繁育的华南虎，已经能卖到3.5万元1只。到了90年代，价码涨到了5万元。黄恭情也被人指责说“控制虎价”，但他一点也不在乎，“有的动物园从日本进口一只宠物狗的价格就是七八万元，难道我一只老虎还不如一只狗？”今年5月，最后从黄恭情手上移交出去的是编号327的雄虎，去了非洲，为全莉的华南虎野化计划中那只落单的雌虎配对。这只虎林业部补偿给苏州动物园的费用“是15万元”。 当时“还有3只近交系数为零的老虎可以选择”，权衡之后，对方最后还是选择了近交系数稍高一些的327号。说到这3只近交系数为零的老虎，黄恭情更加得意，“这是远见”。那是1994年去北京开会的时候，黄恭情到石家庄动物园去了一趟，发现那里有1985年重庆最后繁殖的一对虎，黄恭情说服领导，用苏州动物园里一只健康的雄虎，换回了一只看起来很虚弱的小虎，“我说，我们只要繁育一代就行”。引进的这只小虎，果然繁殖了两个后代，都是雄虎，也是黄恭情移交全部工作时苏州动物园6只具备繁育能力的雄虎之一。 对于野外华南虎已经绝迹，而圈养华南虎近交系数过高，种群面临严重衰退现象的观点，黄恭情喜欢列举的例证是，阿拉伯长角羚在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的成功异地繁育记录：“只剩下17只都能在那里大量繁殖，1984年之后成功放归阿曼野化，我们还有70多只华南虎，为什么要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