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个性鲜明、视角独特；他，前卫尖锐，颠覆传统；他，敢于质疑，无所顾忌；他，被誉为中国经济的“铁榔头”、 中国股市的“郎旋风”……他就是，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经济学者——郎咸平。
文/从丛
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就读期间，郎咸平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内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早在1990年，他的金融学论文引用率就已排名全世界第一，并著有《公司治理》一书，常年位列图书畅销榜首列。 近期在企业界最热的话题可能除了“奥运经济”就是“郎咸平问罪”了。郎教授基于对TCL、海尔、格林柯尔等企业的财务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些著名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转轨改制和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中，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并对“国退民进”提出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当郎咸平把针对被质疑企业的财务数据分析结果不断向媒体披露，从而造成这些企业在舆论上的被动和股市上的下跌时，对所有被质疑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危机。 从“郎咸平问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对行业专家的关系处理上还是很缺位的。其实独立的行业专家、行业分析师的出现和崛起，已经成为很多行业不可忽视的角色，像郎教授这样所进行的行业调查研究、提供咨询意见，所发表的报告、与媒体谈话、交流的观点，甚至对某个领域进行的未来预测等，都可能影响着一个公司的企业形象、消费者购买导向、甚至资本市场的走向。因此，企业如何增强行业分析师关系管理意识，增强此种管理的能力，已经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看看他的那些经典“郎”语吧： “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是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是一堆泡沫。”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他声称自己“发现了在中国目前不成形的企业管治环境下，上市公司侵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民权益的证据”：“回首TCL的历程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 郎咸平以“骂”为己任，其间确也夹杂不少“奇谈怪论”，“泥沙俱下”，但他也不是浪得虚名：“你骂人混蛋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能证明他为什么是混蛋。” 他代表中小股民大声疾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郎咸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咄咄逼人的耀眼论断背后有着怎样人生经历？ “欣赏我的人不多”，他自云。可为何他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大众的追捧和爱戴？关于他，是否该从他的童年故事开始讲起？ 少年郎咸平平庸透顶。他曾因初中成绩太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选择“木工”为未来职业，在郎咸平的回忆里，充满“对自己的完全不认可”。“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郎咸平上演了一出“绝地大反击”。他以极差的1640分GRE成绩自费考上沃顿商学院，并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后8年，郎咸平相继在美国几所名校任教，并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他在一流经济学术期刊陆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沃顿毕业后，郎咸平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他去台大申请工作竟然被拒。“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台大只是打死不要我。”过多挫折、过多压抑让郎咸平比常人更渴望成就。1994年，郎咸平只身从美国赴香港。“在国外，除了做专业研究和教书之外，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总希望能回亚洲搏一搏。”但香港对郎教授也没有太大兴趣。“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你在那里谈深层次的理念，人家不想听。”于是郎咸平“转战”大陆。郎咸平终于在这里盼来了迟到的成功。如今，他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打招呼，学生、记者围着他追问，大企业家见到他又敬又畏，圈内人有事都会给他打电话。郎咸平兴奋地奔走于课堂、讲座与电视主持之间。他的一位助手说：“郎先生太享受这种当明星的感觉了，他天生就喜欢被人推崇和簇拥。”郎咸平自已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 在过去几年里，各种组织连续对我国城市居民进行了社会形势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少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特别在财经领域，股市期待公正的声音不绝于耳。郎咸平认为这就是“一个人的机遇，早几年来不会红，晚两年来也不会红”。“当我证明德隆是错的以后，多少企业感到震惊！这就是我的市场！”而在新浪网的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个性在台湾和香港都不被喜欢，反而可以在大陆扬名。”郎咸平如是说。 反观国内的经济学家，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多是一幅让人失望的情景。理论研究型的，独坐书斋少问世事，要么得了“软骨病”，要么得了“失语症”；经济利益型的，因涉及集团利益且怀揣个人经济企图，即便深知黑幕，也难以主动站出来讲真话。看一看那100多名经济学家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中有几个对公司出现的丑闻事先进行过揭露？那些连一般财经记者和市场人士都能发现的问题，难道这些经济学家会不知？恐怕更多的是不为；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型的，基本与政策论调保持高度一致，谨言慎行，即便出来说了，也大多是成为现行政策的单纯“传声筒”，有的粉饰太平，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什么说什么等等，难以让普通百姓看到客观的全面的声音，误导民众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实在害人不浅，哪里像郎先生那样直言无忌，敢于进行有理有据的交锋，使我们有机会与事实真相离得更近。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经济学家应是不畏权势，不为私利，以科学的精神，实是求事的态度担负起建设国家、服务百姓的责任。特别是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包括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的股票市场，出现政策失误、存在腐败、不公正、欺诈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经济学家研究它，出诤言、谏言、建言，引导管理者不断修正政策。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本应该自觉肩负起这样的社会使命，以体现公共的良知，甚至还需要有“哀民生之多艰”情怀，以体现“民本思想”。而目前国内缺少的正是这样有公共良知的经济学家，当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真实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了缄默，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于是，就有了郎先生的“唯一的遗憾是孤军奋战”。 从“郎咸平现象”我们能看到什么？这个来自“自由世界”狂妄经济学个体，为何能成为整个经济时代的领唱者？中国国内众多经济学者们到底缺乏的是什么？这将是整个业界集体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