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具有什么的精神 徐光启与利玛窦



    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

 徐光启具有什么的精神 徐光启与利玛窦

    文/汪伟

  徐光启其人

  徐光启生于公元1562年,距明代大儒王阳明去世32年。他比利玛窦年轻10岁。在38岁那一年(1600年)见到利玛窦之前,徐光启已经中了举人。

  乡试高中的经过是传奇性的。1597年,已经多次落第的徐光启到南京参加乡试,文章并没有得到阅卷人的青睐,但当年主考的焦竑翻检落榜生员废卷时看到他的试卷,大为激赏,一举拔为头名。7年后,他又考中进士,在参加翰林院选拔时列第四名,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是明帝国皇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按规矩,徐光启需要在那里花3年时间,精研宫廷图书档案,为日后管理帝国做知识上的准备。

  明代传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入翰林院当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然而,这一刻的到来,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心酸。

  徐光启家世平凡,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破产后在上海务农,家境不佳。徐光启在中举前后以教书为生,跟着主人家东奔西跑。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在16世纪80年代曾经当过到处游走的私塾先生——在明代的中国这种职业常常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标志”。总的说来,他的科举成绩不算出色。19岁时中秀才,此后16年才中举人,如非焦竑识人,几乎难有生路,此后又7年才中进士。这还不是坎坷的科举之路的终点。他殿试排名三甲五十二名,名次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他的同科进士、也是他年满花甲的老师黄体仁主动让贤,把考翰林院的机会让给了他,徐光启才可能实现科考入仕之路上的这次飞跃。

  中进士入翰林院,3年毕业后,徐光启开始做官。去世前,徐光启官至礼部左侍郎、文渊阁学士,称得上职高权重,不过考虑到他成为大学士的时候年事已高,而且一生屡遭弹劾,数次称疾去职,徐光启的仕途很不平坦。

  《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33个字讲完他的科举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这一评价可谓有历史眼光。如果没有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徐光启只是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官僚中不出奇的一员。但是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从学于利玛窦,他得以成为朱维铮所说的“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

  徐光启最早接触传教士是在广东韶关,时间是遇见利玛窦之前的5年。徐光启在教书之余,偶尔游览韶州的基督教堂,遇到当时在韶关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郭居静和徐光启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是,利玛窦才真正是徐光启在精神和学识上的导师。

  南京之会

  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番客气让喜欢走上层路线传教的利玛窦喜出望外。陆巡抚有三个儿子,都在寒窗苦读,试图在科举场上一展身手。应陆万垓的要求,利玛窦将自己的记忆方法写成一本小册子,送给了三位小陆。

  史景迁认为,到16世纪90年代,利玛窦的传教手段有两种,其一是他与官员和文士苦心经营的良好个人关系,其二则是他所接受的科学方面的训练。与陆万垓的交往很能代表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走上层路线,与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由此推动传教活动。一切的前提则是他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正是这学识和魅力吸引了徐光启。显而易见,1600年遇见利玛窦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朱维铮教授说,在1600年的谈话中,利玛窦特别提到了中国士大夫的纳妾风气与基督教义的冲突。徐光启本人是家中独子,与夫人吴氏也只育有一子徐骥。与利玛窦见面的时候,他正在考虑纳妾,以广子嗣。但会谈之后,他从南京回到上海,纳妾之议再未提起。

  与利玛窦分手之后,徐光启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思考自己的命运。1603年,徐光启再次启程去找利玛窦,但利玛窦这时已经离开南京到北京去了。徐光启拜见了留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与之长谈数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

  信仰与危机

  现今的中国历史书上,利玛窦的出现总是和徐光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两个人共处的时间并不长。

  徐光启1604年入京参加会试,随后入翰林院,开始在北京生活。正是从此时开始,他与利玛窦密切往还,并于1605年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年,也就是《几何原本》译成付刻的那一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携家眷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安葬。按例需要在老家服丧3年。1610年,他丁忧期满准备回京复职的时候,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了。两人的密切交往,仅仅只是1604年到1607年3年间的事情。这3年影响了徐光启一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徐光启以及与他同时代入基督教的士大夫们,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谜。即使按照最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其中也不乏堪称模范的人物。唯如此,这些16到17世纪的中国精英分子在信仰上的选择,一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朱维铮相信,徐光启选择基督教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且有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外因。

  徐光启与利玛窦初次见面的1600年,明帝国的经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当时中国人口的数据尚无定论,一种说法主张当时人口在六七千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有1亿之多,不管怎样,根据位于巴黎的国际工业合作组织的专家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当时中国的GDP总量确定无疑地居于世界第一,占世界GDP总量的39%强。这个数字比西欧十几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晚明的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六朝,政治普遍黑暗。嘉靖年间出了个著名的大贪官严嵩,权倾一时,已经透露出皇帝或软弱或荒唐而被朝臣或宦官把持权力的迹象。

  尽管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直到18世纪仍是欧洲意图效仿的楷模,但明嘉靖一直到天启年间,宦官在明代宫廷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擅权之势日益严重,加上万历一朝,皇帝20多年不见朝臣,庞大的帝国政府只能依照惯性运行,宦官多于朝臣,由于无人替补,不许官员辞职,以至于出现尚书、侍郎这样部长级大员挂印而去的怪事,凡此种种乱象,显示出明帝国的政统已经岌岌可危。

  徐光启所在的苏淞地区即苏南和浙北八府,既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也是传统的棉织品产区,区内有织娘2万人,棉布除了满足国内市场所需,还可外销,这也使该地区赋税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之多。赋税如此沉重,让人更易感觉到政治昏暗的社会后果。

  社会经济越发达,政治黑暗越是令人触目惊心,而两者的反差越鲜明,越是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衰世的气氛。一部分文人在这衰世的气象中陷入颓废,而即使是徐光启这样意图奋进的正直官员,也不禁为之气馁。作为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朱子学说,正是在这衰乱的时候发生了动摇。从明代中期开始,王阳明学说开始兴起,到徐光启时代,已在江南一带广为流行。王学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一路学说,修身之说略近禅宗,提倡个人觉悟,信仰上较为开放。凡此种种,随着帝国进入它即将灭亡的17世纪,造成了一个既死与方生并在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与政治黑暗并存,危险与机遇并存,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死板而民间学术活泼开放。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西方正走出中世纪,并且形成了巨人辈出的两个多世纪。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朱维铮教授看来,徐光启,这个16和17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这个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也不逊色于他在世界史上的同时代人。

  可惜的是,群星灿烂和影响深远的西方近代进程没有在中国同时实现。徐光启去世后11年,明帝国覆灭,历史没有转向,而是被更加保守和封闭的清帝国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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