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肤色的人在一间教室内用汉语高谈阔论，而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是一本杂志，一本立足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的海派刊物。
文/金姬
光华楼的洋课堂 为外国学生专门开课研究一本本土杂志，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少见。要英就这么做了，做得还非常成功。上学期，身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系第二教研室组长，要英给高级文化进修班的留学生们开了一堂必修课——“新民周刊导读”，她的课堂一时成为学院内最热闹的地方。 自１９９５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工作以来，要英发现留学生上课的教材虽然有所变化，但往往阅读、听说和写作是分为三门课来上的，内容相对枯燥，很多学生往往提不起兴趣。她突然想到，学生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东方大国，就是希望了解今日之中国现状。一本可读性强的综合类杂志，对于留学生而言，不就是最好的教材吗？ “我是《新民周刊》的老读者，看《新民周刊》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要英是《新民周刊》的老读者了，在她眼里，这本杂志是当代上海文化的一个窗口，它所涉及的题材十分丰富，从文化、教育、经济到医学、环境和时尚，内容也不局限于上海。“虽然北京、广州也有不错的杂志，但既然我们在上海生活，注重格调和趣味的《新民周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在高级文化进修班，“新民周刊导读”应时而生。 选这门课的人有２０多人，来自日本、韩国、德国、瑞典、巴西、加拿大和塞尔维亚。学生们都达到中国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８级或９级水平（ＨＳＫ共分１１级）。“新民周刊导读”每周五下午４点到６点在复旦光华楼上课，课堂热闹的气氛，成了光华楼内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不同肤色的人在一间教室内用汉语高谈阔论，而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是一本杂志，一本立足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的海派刊物。 “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也是第一次接触《新民周刊》。我带了一些旧刊，让他们用半小时阅读，然后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上来发言。”在第一堂课上，瑞典人欧阳涛选的是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的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最后用标题“花开花落两由之”对鲁迅的生死观作了总结。 当时有些学生还很腼腆，说话还会脸红，但《新民周刊》实实在在的内容帮他们克服了怯场，以后每次发言学生们都争先恐后，而且发言时间越来越长。 要英建议学生们到学院资料室去借阅《新民周刊》，让他们把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下来。谁知学生们每次上课都人手一本《新民周刊》，原来他们觉得这样的杂志值得购买。而且，由于《新民周刊》的出版日期是每周五，因此要英上课讲的是上一周的杂志。而一些机灵的学生会在周四就到书报亭买到最新一期的杂志，然后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得意地对最新报道侃侃而谈。 周五下午４点到６点的课，临近周末又接近晚饭时间，往往“上座率”不高。“新民周刊导读”是一个例外，就连旁听生也从不缺课。从日落到华灯初上，不少学生跑出光华楼去买了点心，继续在课堂上和要英以及其他留学生交流对《新民周刊》的看法。 对于要英来说，“新民周刊导读”是她教育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门课。“我上得很轻松，学生们的反响非常好，他们学到了许多感兴趣的东西，汉语水平提高很快。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在上课期间，美国驻沪总领事夫人、美籍华人女画家颜正安也曾来旁听，当时她正在考虑安排自己的孩子到复旦学中文，“新民周刊导读”成为检验复旦对外汉语教学的试金石。 “洋眼”看“新民” 刚接触《新民周刊》时，最吸引这些洋学生的是图片版面，因为那是最直观了解中国和上海的途径。 今年４月的图片报道《车展与盒饭》，钱东升照片上的浦东樱花路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满地没有“樱花”，只有一次性饭盒，那都是前来看车展的人留下的。陆幸生幽默犀利的文字点出“嘴嚼简易饭菜，敞开博大市场，迎接如今高技术含量、风度最优雅的现代工业产品，这就是当下中国的风景”。 今年５月的报道《比高》，住在复旦北区宿舍的留学生们就特别有感触。《比高》的图片是建造中的环球金融中心，而北区宿舍的朝南房间就可以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大厦。学生们觉得自己每天就在见证“上海长高”的过程。 一些国外少见的现象往往受欢迎程度很高。今年４月，复旦教授葛剑雄在《新民周刊》撰写的《让户籍管理回归本位》一文，学生们特别喜欢，因为在国外是没有“户口”概念的，而这篇文章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此外，《新民周刊》上提到在上海的文化演出或展览，学生们会因此结伴而去，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和体验这座城市文化的最好方式。 《新民周刊》给每个学生带来的体验并不完全相同。瑞典人李灏朗是个金发碧眼的腼腆青年，他和大多数瑞典人一样都认为上海人是“经济动物”，但看了《新民周刊》后才发觉上海人也十分注重环境保护。例如今年４月《城市水危机》这一组报道，让他觉得上海人相对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人更节约用水。 瑞典媒体曾有报道称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缺乏民主的国家，《新民周刊》的报道改变了李灏朗的中国印象。他在期末《我的新民周刊的感情》总结中，这样写道：“我看《新民周刊》后，了解到中国人也关心环境污染、国际政治、文学和电影……我看的《新民周刊》第一篇报道是关于政府腐败的问题，作者建议给媒体更大的监督权。我本以为在中国是不允许公开发表这样见解的，事实上中国比国外报道的要开明。” 德国人威特曼对今年３月的报道《戴上奥斯卡光环以后》很有感触。文中提到今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而威特曼恰恰十分关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困惑。对于今年３月的文章《埃科：那人，那书，那话》，他也作为发言内容，因为文中提到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他很想了解中国人在看涉及宗教题材小说时的看法。 相对于德国人的严谨，韩国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比较发散。在谈到城市水危机时，韩国学生喜欢抛开文章本身，而在黑板上画地图，介绍汉江的治理情况。加拿大学生对于《新民周刊》介绍的“太阳马戏”很激动，他自豪地在课上向其他同学介绍这一加拿大“国宝级”演出。对于《新民周刊》有关何智丽的一组报道，一个日籍华裔的学生在课堂上感慨颇多。 在所有学生中，旁听生北泽祐子是最认真的一位。作为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北泽祐子在上学期是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她在忙着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同时，又坚持旁听《新民周刊导读》。因为她非常喜欢要英老师，也觉得坚持看《新民周刊》对她的汉语提高很有帮助。为了更好地读懂杂志上的文章，她每次都选一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输入电脑再打印出来，然后在打印的文章上做阅读心得，不舍得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涂涂改改。 由于是旁听生，北泽祐子怕占用其他学生的时间，因此不太主动发言。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医疗方面的文章，如《未来不再“血荒”？》、《像对付慢性病一样对付癌症》和《眼上飞刀》等。此外，作为日本人，北泽祐子对有关日本的报道也特别留意，如《谁杀了松冈利胜？》，她那次就在课上向大家解释了日本政坛的“自杀现象”。如今，在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工作的北泽祐子仍然住在复旦附近，她有空会打开《新民周刊》的网页，这渐渐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课堂上，学生们也会围绕《新民周刊》的有关报道进行一些激烈争论。对于《新民周刊》的办刊口号“我们影响主流”，有学生质疑《新民周刊》是否具备这个能力。他觉得这只是一本高级信息杂志，内容也是偏文化和地方性的。另一些学生则回应：这是一本反映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想法的杂志，怎么影响不了主流？ 学生们对《新民周刊》的总体评价：关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内容就特别扎实。用他们学到的上海词汇“煞根”来表达读新民周刊的极致感受。当然，和国外的主流杂志相比，学生们认为《新民周刊》观点是“漂移”的，这再次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上海人的“精明”。 “生粉”布兰卡 塞尔维亚姑娘布兰卡是这批学生中最狂热的一个，因为她在上“新民周刊导读”课时，成了高级记者陆幸生的铁杆粉丝，外人称她是“生粉”。 在塞尔维亚期间，布兰卡根本不看杂志，因为那里的杂志要么“干巴巴”，教条式的东西太多，要么就是“品位低”，充斥着八卦内容。来到中国以后，她一度认为提高自己汉语水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当她开始接触《新民周刊》后，立刻被这本杂志的生动内容所吸引，尤其是陆幸生的文字。她在课堂上就向要英老师表示了对陆幸生文章的欣赏，甚至还写了“关于周刊上陆幸生文章的研究文字”。于是，要英安排布兰卡和“偶像”见面。 提到这次见面，陆幸生仍有些“受宠若惊”。“今年７月上旬，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对方说是要请我吃饭，请客的是复旦大学的要英，请客的缘由是‘有外国ＭＭ要见到你’。” “７月２０日晚，我来到青海路吃饭。席间，一位金发女郎飘然而至。要英介绍，她叫布兰卡，原是南斯拉夫人，后来国家解体，就成了塞尔维亚人。布兰卡的汉语颇为流利。”
布兰卡说，作为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关注在变化中的中国，变化中的上海，究竟在出现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出现的时间节点，这些变化出现的时代原因，这些变化出现的社会效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些变化。 对此，陆幸生谈到自己一篇前后“经历了１８年”的一篇文字，那是关于上海市民住房的。上世纪８０年代中，他采访到的上海市民最极端的房租，仅仅为人民币２分钱。２分钱房租，对于今天中国货币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布兰卡，感到非常惊讶。１８年后，上海电视台要拍摄上海“衣食住行”的专题片，发现当年的老夫妇已经住进新公房，三个女儿也经过不同的方式，住进了商品房和自家的产权房。当年的老屋尚在，租给了外来的“新上海人”，一对来自江苏的夫妇，住在别人出租的屋子里。这套老房子的租金，已经由当年的２分钱，提升到９角；而作为房东的老夫妇的出租价位是“百元”。 陆幸生举例说明的是，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在逐步改善，而且社会不同劳动者人群的住房情况，是处在“先来后到逐步递进改善”的路途之上。 布兰卡这样的留学生，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宏观“过程”，因此陆幸生说到了自己在去年撰写的《向前走，别回头》，主题是中国特区第一人、招商局的袁庚当年如何开创深圳特区的决策参与“流程”。这篇稿件后来在《新华文摘》上全文转载。 布兰卡还说了她对上海的一些困惑。欧洲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尤其不建摩天大厦，为什么上海要建造那么多高房子？为什么上海人喜欢买大轿车，欧洲各国行驶的家庭轿车都是小小的。这样关于环境污染、消费习俗 的等等问题，其实反映出的，是发达国家经过快速发展阶段，经过许多年代人文“沉淀”和文明普及后的结果，而中国、上海处在群众急切要求改变生存面貌，以至将这样的设想“落实”到外部形象上，甚至以为那样的变化就是改革成就最佳反馈。对此，陆幸生的回答说：“要充分理解我们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 在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的课堂上，《新民周刊》的选题和图片，得到相当的注意，留学生们认为，《新民周刊》图文并茂，对照片和装帧都非常注重，丰富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生存百态。如今，布兰卡虽然已经回到塞尔维亚，但她表示自己有机会一定会再来中国，而《新民周刊》就是她回中国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