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查尔斯·汉迪
假如我们希望成功地应对今日生活中的种种巨变，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将这些巨变加以组织的办法。否则，我们心中将充满无力感，并且对于超出我们控制乃至理解能力之外的事情感觉束手无策。 无论做任何事情，第一步都是在混乱中理出头绪，在我所任教的商学院里学习管理的学生，经常要面对厚达30页的企业案例研究。我们给学生繁琐的案例研究，目的不是为图教学方便，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领悟到：当面对大量资料、印象以及混淆不清的信号时，第一件该做的事乃是将这一切信息理成一个框架，就如同医生必须懂得综合这种症状做出诊断一般。 针对当前人类社会混乱的处境，我归纳出九大悖论。诗人布朗宁曾写道：“人生总在看似该失败之处成功。命运是个悖论，捉弄我们的同时也安慰我们。”“悖论”的另一特征，是容许相互对立的两件事同时并存。这不是涵盖一切的清单，但若能管理以下九大悖论，能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一、新型生产工具——智慧 微软公司的市值一度超过通用汽车，《纽约时报》评论说，微软惟一的资产是员工的想象力。关于“人”这项资产在产业转型期中的角色转换 ，几位财经管理界的大师已经洞察。汤姆·彼得斯宣告“工业革命”已经结束；彼得·德鲁克则在其著作中引领人类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因为人的想象力是脆弱的，但世界各地的组织与个人已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最终最大的安全保障是头脑。
长久以来，许多公司老板都宣称员工才是他们的真正资产，但心里真的这么想的不多，更没有人将人力资产登记在资产负债表上。然而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变。德鲁克指出，传统的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生产工具，如今实际已由劳方所掌握，因为那些工具在他们的脑子里和指尖上。 特定类型的智慧，即获取知识及应用知识与诀窍的能力，成为了一种新财源。不过智慧无法因法院判决或行政命令而转移给他人，甚至也不可能当作遗产流传给子孙，顶多指望儿女遗传到一部分好基因。 这种好财源别人不可能拿走，智慧是种“附着性”特别强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拥有他人的智慧，那些自以为拥有企业的人，实际上已不再掌握生产工具。人才若决意带着智慧出走，任谁也阻拦不了。股票投资者购买微软的股票，是下赌注在员工仍将继续在微软的旗下贡献想象力，且想象力不衰竭；否则对股票投资者而言，购置这类资产并不安全，因为它流失性很强。 所幸，智慧虽然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而重新分配，但同样不可能阻止我们获取智慧。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有其聪明的一面，或可能变得聪明，因而都有机会通往权力与财富。 二、工作，是福是祸 为什么工作变得如此重要？部分的问题在于“钱”，我们的社会选择以工作为分配收入的方法，为了钱，我们甚至愿意从事枯燥无味的工作。因此，假如人人可以有份工作来赚钱过活的话，事情就好办了，工作是否有趣倒是不重要。于是，企业希望以最少钱来完成最多工作，而个人则通常希望赚更多钱做最少的事。不过，在一个每样事物都要交易的竞争世界里，企业显然占上风。 当前，企业面对不断提高效率的要求和挑战，其应对之道是以最快速度将生产力低下的工作与人员剔除。赞同的人说这是“消除过剩人力”，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是“抛弃组织的弹性能力”。一些公司大量裁减全职人员(以兼职人员代替)，如此一来，凡是公司没有利用到的时间，便无需承担其成本。 工作不仅是一项以赚钱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偿工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无偿工作。事实上，假如把工作的价码一律标为零，那么它所涵盖的范围便无限。也许我们应该只留下两种工作，其中一种标价昂贵，另一种标价为零，而不要在两者之间胡乱标价，不过这会带来生产力的难题。 三、生产力的迷失 一般而言，只要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不低于效率的提升率与人口的成长率之和，每个人应该总可在某处找到工作。 然而，有许多“DIY行业”既无薪酬又不计产值，也没有违法，例如照顾家中老病成员，自行东修西补，种自己吃的食物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或主动离开组织，它把过去花钱请人做的工作拿回来自己做，从经济角度而言极富有意义。照理，他们应该支持实施某种类似的“进口替代”做法。不过，各国政府虽然普遍赞同实施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却不希望个人或家庭如此。可假如你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比钱多，自己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花钱请人做？ 从计量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向来是通过将不计价工作转换为计价工作而显现经济增长的，因为惟有如此，才能计算工作的产值。但将工作标价的同时，我们也将“活动”转变成“职业”，因而创造了就业机会。可是，却也有一些工作变得价格昂贵，超过了顾客所能负担的范围，因而不再有人做。我们给工作标价，有可能毁掉工作。这种工作固然能促进专业分工与效率提升，但最后却使得一部分新工作因标价过高而无法存在，也导致许多民众丧失技能，而创造出一群一旦失业即无所事事的人。 四、时间商品的困惑 由于人类寿命逐渐延长，加上工作效率日增，缩短了完成工作的时间，因而我们应该会有较多剩余时间。然而我们却把这种奇怪的商品变成竞争的武器，宁愿将节省下来的时间再投入到工作，以加速完成任务。假如人类足够聪明，也许应该把时间的价格标签撕去，而让自己有发呆的时间。 从我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商品，即公司花钱向人购买时间而非产品起，麻烦就开始了。在这种情形下，时间卖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这样一来，时间与金钱之间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公司变得更加精挑细选，他们希望减少利用按时计酬人员的时间，而多多利用支取年薪者的时间，因为后者在一年期间内任何超时的工作都不另计酬。 五、富裕的假象 富国销售出去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多半买不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还没能够开始购买富国的东西之前，他们常想获得富国的技术与资金，借以制造东西卖给富国。因此，富国只好先投资于未来的潜在竞争者，以支撑眼前增长。虽然跨国企业已逐渐认清：为了追求利润，应该到较便宜的地方生产，且应输出技术以使这些地方有能力生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政府能说服自己的人民接受这一悖论。因为，短期之内不再输出技术与设备，对长久以来一直在国内工厂工作的人而言，的确不是好消息。然而，他们虽得不到好处，但他们的子女却可因其他国家日趋富有而充满活力。现在就看他们是否为下一代牺牲而准备。 巴黎高档时装的从业者担心，未来恐怕无人愿以高价购买时装。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精明，对炫耀式消费的兴趣渐失，而比较常问“功能好吗”、“耐用吗”。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发展是好是坏？就经济增长而言不利，依常识判断却对我们有利。 六、看不见的组织 现代组织比以往更需要兼具国际性与地方性；更需要在某些方面小，而在某方面大；也更需要在大多数时分权，而在某些时候集权。现代组织期望员工既独立工作，又加强团队合作；期望管理者既做更多授权，也加强控制。 当智慧成为主要资产时，组织就变得比较像若干项目小组的集合，组织不再是其成员终身捍卫的家园与堡垒，倒像是一栋“分组公寓”。 这种类型的组织将成为创造财富与幸福的源泉。当全职人员在我们的社会上成为少数，而这些少数人士待在组织里的时间，还不及他们成年岁月的一半时，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的时代”可说已到尽头，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组织仍将是构成社会的关键元素。 七、世代差异 人都会老，但每代人衰老的方式不同，此即所谓“世代差异”。每个世代的人都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因此，我们子女的生命历程不可能与我们类同，我们的生命历程也与我们的父辈不同。 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与前一代不同，但在规划未来时，似乎又认为下一代应该和这一代相同。 八、个人独尊，团体至上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比较美日两国的工作方法后，得出如下结论：美国若要赶上日本的生产力，美国人必须建立良好的团队默契，以均衡其个人主义；日本人则必须追求个性与创意，以均衡其过度的团队精神。 荣格对这一悖论描述得十分传神。他说，我们惟有通过与他人结合，方能实现自我；“个别我”需要结合“团体我”，方能建立真正的“完整的个别我”。然而，当我们仰望大城市里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看到一间间办公室像是密密麻麻的小方盒堆叠在一起，此时不免怀疑，“个别我”能在档案柜与电脑的夹缝中，保有多少空间？桑普森引用大诗人豪斯曼的著名诗句提醒我们“我是陌生人，在非我所造的世界里颤栗。” 九、正义的两难 有人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除非有十足理由说明确有实施差别待遇的必要。这对社会弱势者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因为贡献较大，而也许应得较多的人就不公平。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被视为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赢得其成员的忠诚与奉献；人们除了有理由自私自利外，做其他事都找不到充分理由，这样的社会注定会走上自我灭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