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罗昌平 2007年10月19日，九九重阳，中国的老人节。58岁的王晨与56岁的老伴张一青已习惯在思念与等待中度日。从年头的春节，到年中的中秋，再到这个老人节，参加工作不久的两儿一女均未返乡过节。 王晨所在的村庄位于长三角一个著名的水乡，这里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居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村”。邻村的一位老太太，因为过度想念儿孙已经把眼睛哭瞎；更多的老人并不愿意诉说儿女不孝，怕人笑话。 浙江省老龄科研中心今年公布的一份《2006浙江省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从数字上实证了这一类现象。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浙江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652.67万，占总人口的14.14%。其中，城镇独居老人户和只有一对老年夫妇的纯老年家庭户，已经占到被调查家庭总数的67.6%，也就是说，“空巢”老人近七成。城市大多数老人虽然衣食无忧，但子女多忙于工作，无法陪伴和照顾老人。
该报告还称，在农村，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经商的比较多，一些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超过50%。城镇有子女的老年人只有26.01%与子女同住。农村有子女的老年人44.51%与子女同住。另外，城乡分别有1%和2%的二代老人户，分别有3%的孙子孙女与老年人同住的隔代家庭户。 孤独感随年龄而提高，特别是老年女性。城镇和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感到孤独的分别占16.28%和18.29%。城乡老年人产生孤独感的原因居首位的都是“独居，没人做伴”，表明独居老人有孤独感的比例较高。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421”家庭模式成为现实的担忧。一般统计分析表明，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二至三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第三代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要赡养12位老人。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提供养老金的青年人群比例缩小，不少父母将被置于家庭养老危机之下。 来自浙江的上述调查显示，老年人经济还呈现一个普遍的“倒贴”现象。其中尤以城镇家庭为甚，老人中有16.89%给子女钱，年均12509元，有75.35%给孙子孙女钱，年均1652元，最高达到10万元。但子女反哺的比例仅39.05%，且年均为2970元，相当于父母总额的零头；而孙辈仅有6.23%给老人钱，年均仅有777元。 比较而言，晚辈给钱构成了农村老人的重要生活来源。因此，农村老人获得子女反哺的比例为65.59%；孙辈反哺为17.72%，远高于城镇。尽管如此，农村老人中倒贴子女及孙辈的比例分别为10.51%和49.55%，年均分别为1267元和395元。 这种“倒贴”呈现多种形式，除现金外，更多是以帮子女看孩子、做家务、看家。城镇老人帮子女看孩子的比例达38.31%，照看家比例为34.66%，做家务的占25.81%。在农村，老人帮子女照看家的比例高达63.39%，这与农村老年人子女外出务工经商有关。 对于这种倒贴，城镇和农村老人表示难以承受的比例分别为20.81%和29.34%。尤其是在保障体制缺乏的农村，多数老人都在强忍病痛的折磨，甚至无暇顾及精神上的孤独与落寞。 无论城乡，愿意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数，都比他们实际能与子女同住的人数多。高龄老人、农村老年人和城镇女性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相对更强。 这种情况并非浙江所特有，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3250万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在北京，49.8％的年轻人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统计显示，北京、上海老年人家庭的“空巢”比例分别达到34％和36．8％。 浙江省的调查显示，城镇老年人担心更多的是子女就业(47.58%)和社会环境(40.71%)问题，对个人生活问题的担心次之。而农村老年人更多担心的是个人生活(47.65%)问题。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大多数城镇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尚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实际上，“养儿防老”这一乡土中国的伦理基石，已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发生变化。调查能够佐证的是，农村老年人担心“子女不孝”者高达25.81%，比城镇高16.83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农村存在老年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