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非不平等问题的根源。真正的教训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其普及度上下大功夫,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文/加里贝克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即将公布一份报告。其技术性分析部分此前已公开。这份报告显示,过去20年中,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都大大加剧了其不平等的程度。 媒体提前获知了这一报告对全球化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论断,并称之“为反对全球化者提供的武器”,“此报告是IMF对全球化的不寻常的负面陈述”(《华尔街日报》10月10日第9版)。 但是,仔细评估报告中关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关系可以发现,关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方面的影响,这份报告都作出了乐观的评价。 报告分析了超过50个国家的收入和不平等状况,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均收入都大幅增长。 虽然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包括那些最底层的人群)的收入都在增长,但是技能水平不同的人群收入增长的差别很大。对于高技能和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更快。其结果是,不同形式的不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恶化。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IMF报告的作者将全球化深入的作用分解为三个维度——世界贸易的扩大、外国投资的增长和现代技术转移的增加。他们认为,全球化以上三个维度的作用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都能提高。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相对贫穷的国家通过贸易可以使低技术含量工种的相对收入增加,因为相对富裕的国家需要来自穷国的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品,例如纺织品等。而报告的证据明显支持这样一条贸易理论:贸易的扩张本身有助于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降低收入的不平等。 不过,全球化对不平等的最重要影响来自现代技术的转移。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表明,高技术行业,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都青睐受过良好教育的和高技术的工人;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这些技术是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 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被用来解释过去30年中,美国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幅扩大。 同样不难理解,IMF的研究发现类似的技术“歧视”也出现在国际技术转移中,这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或者说,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是“技术歧视的”,所以过去25年来FDI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有贡献。更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有类似的加剧不平等的作用。不过,报告中的证据表明,外国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虽然对不平等有明显的影响,但比技术转移的作用小得多。 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其他方面不变,那么我们不妨接受收入差距扩大不好的观点。但是在IMF的报告中,其他方面的结果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收入差距扩大,显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收入增长要快得多。IMF报告清楚地显示,一般被认为属于贫穷且受教育很少的人群的生活也发生改善,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花在食品、住房、医疗和汽车等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这种在收入分配的低端发生的生活水平改善,应当被视做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之一。 从本质上讲,教育程度不同而扩大的收入差距,反映了教育投资回报的增加。批评全球化的人很少会说,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投资者带来的金融资本或者实体资本回报的显著上升是坏事。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教育和本土人力资源的回报上升而抱怨全球化呢?人力资本投资的更高回报和厂房设备的更高回报一样,都意味着经济体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不论富国和穷国都应该欢迎的。 不过,拉丁美洲、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严厉地批评全球化及其影响。我认为,那些对全球化批评得最激烈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做好本国的教育。对那些通常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更不要说大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教育——的贫穷家庭,在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方面的更高回报对他们来说好处甚微。 IMF报告和其他研究的经验是,全球化并非这些严重问题的根源。真正的教训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其普及度上下大功夫,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只有这样,这些家庭才能享受到贸易扩大和资本、技术流入增加给教育带来的更高回报。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