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例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变化情况有多重含义
文/宋国青
2007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 在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6%，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13.2%。 从现在的情况估计，全年的名义收入增长率可能与前三个季度相近，而实际增长率会低一些，因为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会高于前三个季度。 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率也相当高，可能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相近。 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与名义GDP的增长率相当。在1997年-2006年的10年里，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年均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得更多。有两年即1999年和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率，但是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很低。 由上述情况来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例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需要说明的是，家计调查中居民收入的定义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收入定义是不一样的，简单对比居民收入和GDP有一定问题。所以这里强调两个增长率的比例而不是绝对水平，即使这样也有人均收入和总收入的区别。 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多年一直是下降的，2007年是否下降还不清楚，但即使下降也会比过去的下降速度低很多。 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有许多方面的含义。 一种考虑是从成本的角度看，工资增长率的上升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如所周知，大量的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快速城镇化，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另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随着城镇就业比例的上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推动力早晚要消失。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推动力是否会在未来若干年很快消失。同样的问题，可以从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的角度来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应当意味着工资增长率的相对上升。 另外，工资增长率的相对上升可能影响企业利润和全社会的投资报酬率，同时可能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比例。 最后一点是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推论，工资增长率上升产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为这个逻辑，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严格区别两件事情，一个是工资或者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一个是名义工资或者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过去十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是基础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 农村市场粮食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的比例，在2002年比1996年下降了大约40%。2003年以来这个比价很快上升，但2006年仍然比1996年低20%左右。
从长期来看，粮食的相对价格有比较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2006年以前的10年，实际下降速度显著高于趋势的下降速度。 产生这个情况的基本原因是，在1997年以前，全社会累积了一个巨大的粮食库存。后来政府和农民开始减少库存，引起粮价下跌。相对挖库存即存粮与消费比例下降的过程从199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挖库存的过程中，粮食产量和价格偏低，形成了相对更多的农民转移，由此抑制了工资的上升。 正因为粮食的库存消费比例下降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下半年粮食价格很快上升，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上升了，城市工资水平的增长率也上升了。 这里再次强调，粮食价格和农民的机会成本等，都是相对于消费价格指数而言的，是比价的概念，与通货膨胀率没有直接的关系。 2003年以来，工业品上下游产品比价和上下游企业相对利润率大幅度上升，这在2007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游产品价格相对有所下降，上游利润相对也下降了，这导致了工资比例的上升。 引起居民收入相对上升较快的其他因素还有，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较快提高，股票大涨引起了一些部门工资的快速增长。这些变化和上述两个主要变化，有些是暂时的，有些会持续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