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撰稿／孙孟晋
一直以为两岸三地的华语流行音乐，要数台湾最高。无论是民歌运动，还是以罗大佑、苏芮为代表的黑色狂潮，乃至台语（闽南语）歌曲的复兴，在本土化与欧美文化的结合上都非常成熟。更令我辈难以忘怀的是：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在每个人的成长里都有听歌的经验，尤其是母语。我不相信有人曾经不被母语歌曲打动、折磨与留作记忆的。可以说，我是内地最早听到刘文正、叶佳修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批。８０年代初，一个朋友经常带我到一个刚刚移居上海的香港人家里，那家人的孩子天天放邓丽君、刘文正的磁带，但我是误把刘大哥的“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当作“靡靡之音”的。 现在回溯起来，内地与台湾的流行音乐的起始与发展有不少共同之处。１９７５年，蒋介石的“驾崩”给台湾歌坛带来了起色，而差不了多久内地粉碎了“四人帮”；台湾摇滚的真正抬头是１９８７年解除戒严之后，而内地摇滚在走过一段压抑的日子后迅速蔓延，尽管动力是相反的；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潮是现代民歌接替琼瑶电影的老套流行音乐插曲，而在大陆，流行乐在唱片业还未揭竿而起时也是靠电影、电视剧传播的，如李谷一的《乡恋》；巧合的还有各自略有不同的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台语歌曲与“西北风”的风行都在８０年代末，自然前者是更自觉与更彻底的，而且带着政治目的。当然，在如今的“滚石”唱片也开始包装偶像派之时，内地歌坛也深受娱乐的大规模的恶性侵蚀。 几天前，一个在海外的友人突然对我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年纪的从大陆出来的人都靠听陈升的歌来摆脱孤独。我愣了很长时间，差点流下泪来。当时我想了很多问题，首先还是回到母语歌曲问题上来，以前我总是对在海外的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抱有成见——他们对欧美流行音乐的了解远不如大陆年轻人，但身处这里的人又怎知漂流在外的易感的心。母语背景在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一个在身边，一个在远方。那么在选择母语流行歌曲时，那些学子为什么没选择孙楠或者那英，而是选择陈升，恐怕最重要的是孙楠的歌词空洞无物，而不是心声的，内地流行音乐歌词（不包括摇滚乐）这样糟糕是很难有翻身机会的。再有陈升具有成熟男人的深层意味，他的恣情他的尝遍沧桑是很难找到第二人的，不是抬陈贬黄，黄舒骏尤其早期有不少学生气。一个是靠生命做音乐，一个是靠才气与人文因素做音乐，无论高低，两人都属于可以大写的。 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时代背景很明显，拿著名的李双泽扔可口可乐罐头来说，那天在他上台前，所有的人都是翻唱欧美歌曲，于是激怒了他，而这股风气迟早是要刹住的。滚石第一批唱片中的——陶大伟、孙越的《朋友歌》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种呼应：“洋酒不比长寿（长寿：台湾本地香烟），清茶胜过酒”。这是社会动荡中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抬头，但民歌时代还是处在工业时代前的。而这一时期的田园文明的浪漫倾向几年以后就被黑色狂潮取代，以电影配乐为例，前者是以《欢颜》和《龙的传人》为代表的，分别有《橄榄树》和《捉泥鳅》、《龙的传人》等那个时代风格的主题曲。而电影《搭错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插曲则是具有工业化时代的批判精神的。罗大佑的横空出世绝对少不了这种社会背景里的使命感。这是大背景方面的，也有小的契机。如１９８１年陈达不幸身亡引起的震动使台语歌曲的摇篮形成了，孕育了不止陈明章一人。连罗大佑的《家》里的“青蚵嫂”也是台语哼唱，只是我一时无法考证罗大佑的“青蚵嫂”与陈达的台东调是否同出一辙。陈达先生在台语歌曲的贡献是实践了台湾恒春地区的各种民间曲调，并且生前命运坎坷。还有，我至今难以估量全球唱片大公司对台湾本土流行音乐冲击的副作用。 台湾流行音乐的成就也体现在国学的普及，很多音乐人的中文底子相当深厚。就从表面事例来讲，制作人李泰祥说：他能把那么多天赋极高的女弟子招至旗下是她们都热爱文学。还有民歌风潮的旗手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是为余光中的诗歌谱曲。再有就是１９９１年，水晶唱片为纪念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逵出了一张唱片，名为《杨逵纪念专辑·鹅妈妈出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一个问题要特别说一下，台湾的摇滚从最高成就来看不如内地，一度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如薛岳早期的《摇滚舞台》的成就并不是很高，音乐形式相对是美国５０年代的，他最令人心动的唱片是《生老病死》。由于摇滚唱片长期遭到禁止发行，曾经有过香港的“达明一派”横扫台湾的演出记录。而ＤｏｕｂｌｅＸ与“黑名单工作室”的出现则扭转了一些局面。尽管这一时期，欧美的重金属音乐在本土乐队中大行其道。 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的一大特征是女歌手的千姿百态，女歌手在民歌时代的表现甚至是阴盛阳衰的。也许，风骚于金韵奖的纯情女子占了绝大多数，论唱功有郑怡、齐豫（第二届金韵奖冠军）水准的也属凤毛麟角。据台湾乐评人分析：台湾女歌手女性意识抬头是因为一部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播放。不管怎样，你是不会将高歌猛进的苏芮与古典化的齐豫混淆的，你也不会把嗓音出众的潘越云视作随意、自然而露点破绽的小妹张艾嘉的。几乎所有女歌手都是个性突出，尽显美丽。这种个性化在当时的男歌手身上也随处可见。 我读过台湾很有名的文化杂志《诚品》，却没读过与其发生过关系的音乐杂志《摇滚客》；我聆听过第一支集体创作的乐队——红蚂蚁的音乐，却没有机会听第一支乐队——丘丘合唱团的唱片，尽管其创作由邱晨一个人包办。当台语歌曲复兴者之一朱约信早就用了艺名“猪头皮”；当伍佰对商业圈乐此不彼而再也不叫吴俊霖；当我在王欣家初遇赵一豪的唱片，而王欣不久开始叫棉棉；当罗大佑动人的情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对于培育过我们的成长，并让我们笑对人生挫折的台湾流行音乐，我们还有多少记忆？ 最后想用陈升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你在个不知名的旅店里睡去／电视里闪烁着马赛克的光影／想不出要拨电话给谁来安慰自己”。每个飘流在外的朋友，每个内心有过漂泊的朋友，是不会以如今的孤独来忘怀那些萌生理想火花的日子的。
